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然而，这些国家当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句箴言。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遗憾的是在这些年里，问题的状况已经变得“稳定”了。俄罗斯强国被人吐了满身口水，可是这个强国却装模作样，说这是上帝施予的甘露。据说，今后还要表现出克制力，要等待里加、塔林和其他的“政治家们”成熟起来，等待他们学会国际上的礼貌。等着瞧吧，一旦它们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那里的成年叔叔一定会罚他们站在墙角反省的，因为他们侮辱了最可敬最可爱的伙伴俄罗斯，要知道，这个伙伴已经是“八国”成员之一，是与北大西洋公约、欧盟等合作的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了。毋庸置疑，北约和欧盟暗中是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对俄语居民的歧视和对俄语的排斥的。否则的话，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波罗的海的家伙揍个鼻青脸肿了。只需欧盟的主要和平缔造者索拉纳（下令轰炸南斯拉夫的正是此人）眉毛一扬，那里的一切就都会得到调整。
　　　　如果把各种“开心事”（如俄罗斯加入了“文明国家”俱乐部，与这些国家签订了无数的伙伴和合作条约等等）抛在一边，那么欧盟和北约不顾俄罗斯外交部的抗议、说服和痛苦呻吟，执意东扩，便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的余波了。我们这些亲爱的伙伴连续不断地强化苏联解体的成果，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迫使俄罗斯为了民族利益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占领的阵地撤出，向东方后退。
　　　　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纳入北约和欧盟，这为改变欧洲政治领土地图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一步是有意识迈出的，具有挑衅性。长期以来，北约和欧盟一直未敢迈出这一步，直到确实认定，不必把我国对北约集团提出的不得越过“红线”的警告认真对待，才有了这个动作。
　　　　说到这儿如何能教人不想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分界线”呢！难道北约和俄罗斯地理上划定的“红线”，不就是1939年划过的那条线吗？为什么如今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主权国家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呢？答案很简单，今天的新主子——欧盟和美国使他们称心如意。可是历史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朋友朝三暮四，瞬息多变，这不会吓退新伙伴吗？或者新伙伴需要的只是这些国家今天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其实，所有这一切，世界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都经历过！
　　　　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北约和欧盟的新成员来说，为了巩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政治领土新格局并使之具有进一步的稳定性，一个要素就是从这些国家排挤出当地俄语居民的主要部分，并强制同化剩余部分。这一政策具有长期、整体的性质，绝非无足轻重。这里讲的是针对受歧视的非主体族群采取的极其广泛的措施。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当大一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原住民，实行的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民族歧视。
　　　　如果认为北约和欧盟似乎看不到和不明白这一点，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默默地鼓励赞许，不过又在一旁监视，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在国内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事态不至发展到严重过火的程度。时至今日，这种严重过火的行动还没有发生，于是，大规模歧视俄语居民的政策便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正教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东正教的特点是这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东正教一直处于与天主教和新教的直接接触和斗争之中。无疑，这不能不在整体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关系。
　　　　当地许多人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把它看成一个使该地区俄罗斯化，向本土居民传播他们所不熟悉的“野蛮东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与此同时，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国人，以及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系统地为日耳曼骑士团和西方宗教在该地区历史上起到的丑恶作用进行辩解。
　　　　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奴役。为了使这些民族驯服，天主教神甫和牧师放下十字架，拿起了皮鞭和长剑。然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然企图把天主教和新教描绘成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
　　　　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在爱沙尼亚的历史，证明东正教的学说在各个时代都是主张和平友好的宗教信仰。它不以强制和恐怖手段强加于人。东正教宗教促进教育，支持民族利益，抵制随天主教和新教来到该地区的奴役者。
　　　　近年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获得主权以后，采取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做法，肆意歪曲国内各族群宗教生活的实际情景，千方百计在信仰东正教人民的生活中排斥传统的宗教信仰。我用以写作本节的材料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东正教，无论其起源还是生存发展，都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是政治家们用任何办法也无法破坏的。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基本宗教信仰并不单一，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爱沙尼亚，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　70％，东正教教徒——20％；在拉脱维亚，路德派新教教徒占　40％，东正教教徒——35％，天主教教徒——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东正教教徒只占4％。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中，态势对东正教最不利的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对东正教的势不两立看来有其历史根源。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3世纪该地区就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因此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深，不过这种影响却远非时时都能起促进作用。
　　　　在爱沙尼亚，教会和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明显的是一些政治活动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挑唆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仇恨。
　　　　在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成了东正教最热的“热点”。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陷入了困境，尝到了苏联解体以后民族主义崛起的苦果。1999年5月，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写给爱沙尼亚教区委员会的致敬信里说：“从民族联系和民族文化联系的观点来看，获得独立的过程和爱沙尼亚公民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并非时时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爱沙尼亚政府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制止对俄语居民——几万名东正教耶稣信徒——信仰自由的伤害。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受到压力，他们被要求自发地切断由教规所规定的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联系。
　　　　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被彻底分裂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单一民族、非单一宗教信仰的爱沙尼亚社会内部出现严重不和。但有一个事实却很引人注目，就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新教教徒，都没有遭遇分裂的悲惨命运，因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在爱沙尼亚境外，而路德派新教，和东正教一样，在苏联时期有着平行的国外教会。
　　　　为了让读者对各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世俗国家不应介入这一冲突的宪法规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爱沙尼亚教会冲突的历史。
　　　　1992年4月，按照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决定，科尔尼里大主教向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报告，要求恢复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于1920年由大牧首吉洪授予的独立地位（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希望保持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合乎教规的从属关系。
　　　　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科尔尼里大主教收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定，其中重申了1920年神圣大牧首吉洪授予爱沙尼亚东正教独立地位的决定。该决定认定，爱沙尼亚东正教是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开展活动。这一决定还任命科尔尼里主教为教区住持主教，授“塔林及全爱沙尼亚”主教衔。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议在爱沙尼亚宗教人士中引起的反响不一：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慨。爱沙尼亚东正教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反映出与会各方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
　　　　1993年4月，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召开了地区宗教大会。会议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大会的总结文件中反映了教会对继承权问题的意见：“大会认为，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是爱沙尼亚东正教遗产的继承者”。
　　　　与地区宗教大会同时，在塔林的主显圣容大教堂，也召开了一个与之唱对台戏的会议，名叫“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宗教事务管理局扩大会议”。1993年4月29日，该会议向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巴特罗缪发出呼吁书，把自己称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公民东正教主教教区信徒会”。正如所见，取得这种信徒资格的标准，乃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国籍。
　　　　合法的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代表虽经多次向政府当局呼吁，但他们获得继承权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国外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及其在爱沙尼亚的追随者掀起宣传攻势，宣布合法教会组织为“占领者的教会”、“第五纵队”、“莫斯科的爪牙”。而所谓“流亡”机构反倒成了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区的合法代表。
　　　　通过媒体发动的凶狠攻势，超出了伦理道德所允许的范围。谎言连篇累牍，给科尔尼里主教和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画了一些下流的漫画，而阿列克西二世是一位出生在爱沙尼亚，为这个国家东正教教会服务近　40年的长者。
　　　　以科尔尼里主教为首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力争进行合法注册，但始终没有结果。1995年　10月　5日召开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会议表示，决不同意爱沙尼亚政府针对当地依法成立的东正教主教教区所阐明的立场，并为此深表悲哀，因为这一立场破坏了基本人权，与全欧信仰自由的标准相悖。宗教事务管理局人员决定，要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希望对“流亡的宗教事务管理局”拥有审判权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上司能作出英明决定，以防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遭到毁灭。
　　　　1995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访问芬兰，在此期间他对邻国爱沙尼亚的“亲爱的孩子们”发出呼吁。在呼吁书中大牧首号召信徒们“尽快复兴爱沙尼亚自治的东正教教会，直接与普世大牧首教区发生关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阐释这一想法时写道：“……即使将来能把对苏联时期的记忆从头脑中抹去，我们仍清楚地知道，俄国巨人的块头和力量依旧会使爱沙尼亚感到威胁。因此我们理解某些担心：如果你们这些信奉东正教的爱沙尼亚人继续受到俄罗斯大牧首教区的制约，你们就会被认为是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危险邻国的帮手”。　
　　　　呼吁书里有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直接攻讦，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的存在称做“斯大林暴政的最后残余”。给人留下格外不快印象的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竟公然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散布敌意和不信任，把俄罗斯称做是爱沙尼亚的“危险邻国”，认为爱沙尼亚居民把不愿改变俄罗斯教区管辖关系的爱沙尼亚东正教公民看成“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
　　　　这个步骤使国内宗教生活中的对抗更加尖锐。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多次规劝对于大牧首巴特罗缪不起丝毫作用。不能不指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有一种明显不符合东正教大会精神的倾向，就是把在当地有教民的各教区完全排除在决策之外，独断专行地解决教会问题。
　　　　莫斯科大牧首意识到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在威胁着宗教界，于是三次派正式代表到君士坦丁堡去谈判，同时又在莫斯科接待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的代表团。
　　　　尽管如此，1996年2月20日，君士坦丁堡依然秘密决定，成立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管辖下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俄国教会只是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媒体上，才得知了这一消息。
　　　　在1996年2月22日会议上，俄国东正教大牧首教区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通过决议：“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针对爱沙尼亚东正教社团所策划的行动，乃是反教规的举动，它可能导致我们两个教会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