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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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加杜马安全和法制委员会意欲向议会呼吁修改刑法。据该委员会的意见，因举行社会活动而破坏法制，其组织者应受到严厉惩罚——监禁，刑期可定在10年以下。该委员会领导人维勒克斯向记者宣称，是俄罗斯中学生的群众抗议行动促使议员们通过了这一决定。一位保卫俄罗斯学校运动积极分子说，局势迫使人们得出结论：原来拉脱维亚的教育改革早已划归内务部掌管了。
为了消灭“俄罗斯精神”，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走得更远。近几天拉脱维亚内务部煞有介事地宣布，说欧洲人权法院驳回了国内那些试图对自己姓氏“拉脱维亚化”表示异议的居民提出的起诉。类似的案例在拉脱维亚真是举不胜举。俄国诗人普希金在拉脱维亚被改称为“普斯金斯”。可是，要知道，俄国人是绝不会，比方说，把莱蒙德？保尔斯改名为“保尔索夫”，把莱姆？瓦伊库勒改名为“瓦伊库列夫”……
顺便说一句，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凯—弗列别尔加宣称，她的共和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不希望继续使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个带有“苏联”烙印的说法。据她说，这散发着1939年的气味，那一年“苏联威胁我们，要求建立他们的基地”。
拉脱维亚肆无忌惮地疯狂攻击俄语，将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明天俄语在这里消失，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拉脱维亚语也会在地球上消失，而生活在现在所谓拉脱维亚共和国领土上的居民，将会说上一口支离破碎的当地样式的英语。到那时将不会有人挺身保护拉脱维亚文学——谁也不会再想起它来。
禁止孩子们学习父母的语言——这是对国际法准则最粗暴的破坏，拉脱维亚向建立种族隔离制又迈进了一步。在南非共和国消灭了这一被联合国宣布为“可耻的反人类罪行和可憎的体制”以后，全世界都以为这种体制似乎再也不会复活了。然而在欧盟的默许之下，种族隔离制却正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生长发展。
还有一个决定足以说明拉脱维亚当局对待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态度。众所周知，在里加有一座彼得大帝的行宫。这座行宫是在拉脱维亚加入俄罗斯之后，由该市赠送给沙皇的。彼得大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于访问该市时曾不止一次在该处驻跸。在较晚时期对这个建筑进行改建时，伟大的拉斯特雷利②也曾参与过这项工作。
从1991年到1998年，占据这座宫殿的是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社团。当时计划把宫殿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心和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历史博物馆使用。然而，宫殿被拍卖了，社团和图书馆被赶到了街头。这样一座历史古迹被改造成了居民住宅大楼：在里加老城区住宅是很值钱的。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国的数十万同胞成了按种族特征受到歧视的牺牲品。其结果是俄罗斯本身受到贬损——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向拉脱维亚议会发出不要迈出这一步的呼吁之后，这个反俄的法令竟立即出笼了。在北约武力保护伞下，在欧盟政治庇护下，拉脱维亚沙文主义者厚颜无耻地拒绝了莫斯科的呼吁。俄罗斯议会挨了拉脱维亚“同行”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气焰嚣张的反俄分子实行劝说政策只会徒然助长他们的放肆无礼。这个法令通过以后，一个拉脱维亚政客公开把我国数十万同胞称之为“白痴”，他侮辱的不只是我们在拉脱维亚的同胞，而且是整个俄罗斯。
立陶宛 该共和国人口总数约为 350万，其中立陶宛人占 80％，俄罗斯人占 8％，波兰人 8％，白俄罗斯人 1．5％，此外，当地还有一些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非立陶宛居民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南部，日常使用俄语和波兰语。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独立，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实现国语地位限期的决议”。从1995年1月起，该国全体居民必须转而使用国语（即立陶宛语）。然而，行政当局并没有承担任何向居民教授立陶宛语的义务，而是把此事完全承包给一些首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和商业机构。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发生在立陶宛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时期！
1992年4月，立陶宛共和国政府通过决定，其中划定了在国家机关担任这种或那种职位所需掌握立陶宛语的三个级别。由于这个决定，实际上所有非主体民族都只能被迫放弃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原因就是他们的立陶宛语掌握得不够好。
用主体民族语言教学的时间和质量、立陶宛语语法的复杂性（这是最古老的欧洲语言之一），使得在极短的限期内掌握它成为不可能。尽管这一决议首先涉及的是俄语公民，但国语委员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立陶宛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母语的高级别考试。
毕业于非立陶宛人学校的考生必须先通过立陶宛语面试，为此还要交纳费用。只有经过这道手续，他们才有权把证件交到学校。这种行动，除了评价为按照民族特征搞公开歧视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释。
1995年立陶宛颁布的国语法规定，任何反对国语地位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为了监督这一法令的执行，建立了一个拥有极大特权的专门机关——直属议会的立陶宛共和国国语监察局。
俄语被彻底排除在官方公文应用和社会生活之外，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开展活动的国家机关、商务机构及其他机构一律不得使用俄语。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少数族群社团举办的活动中，才不禁止使用俄语。在立陶宛，对违法者要广泛课以行政处罚，其方式为向相关领导人和负责人处以罚金。
对使用国语的硬性要求导致的后果是，甚至在俄罗斯学校，连各办公室的标牌、直观教具、教学文件、教学日志、学生日记，都一概要用立陶宛语书写。此外，还必须以立陶宛的方式书写学生姓名。这自然引起家长的愤慨。
在立陶宛允许用俄语教学的，实际上只限于普通中学。如想受到用俄语教学的高等教育，只能够到师范大学的斯拉夫语文系，可那里总共只有一个班，收纳20个学生（仅仅 20个人啊！），而在其他高等院校根本不用俄语教学。
可以预见，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的学龄前和适龄教育机构，以及文化性设施，数量将急剧缩减。在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受过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将不会有俄语居民的代表。
在保障我国同胞的信息空间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政府通过媒体提供的俄语信息，极其贫乏而片面。该国电视台用俄语播放的节目，只有每天一次的“新闻”（每次10—15分钟）。民族广播电台给俄语的广播时间也只有一小时。
在立陶宛，白天只有国家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一家播送节目。不错，那些较比富有的人，拥有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人，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所有主要电视频道。但基本的俄罗斯群众却很少能有人充分就业，即使能有活儿干，也是辅助工作，因此他们对看这类节目连想也不敢想。
俄文报刊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最容易读到的便是《Etyboc Ptac》、《立陶宛信使报》、《述评》、《共和国报》等几份周刊，但它们出版的数量不多。可是，第一，这些报道谈的不是俄罗斯人在立陶宛的生活，而是用俄语讲述立陶宛的生活；第二，整个材料最好的部分是“昨天的”俄罗斯报刊文摘。在报刊亭里花费商业高价可以买得到个别的俄罗斯出版物，可是它们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
由此观之，立陶宛当局的政策从不考虑俄语居民在立陶宛居住的历史条件，他们学习立陶宛语的困难，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立陶宛当局实际上是在推行对这些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
立陶宛政府文件中只字不提俄罗斯学校中俄罗斯文学课时急剧减少的状况，在教学大纲中，除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目前都放到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中去讲授。
立陶宛官方材料断然说，为学习国语创设了良好条件。但却只字不提这种为居民开设的短训班是收费的。
存与邻国拉脱维亚对比的情况下，乍看上去，立陶宛的俄罗斯学校和俄语教学等问题，状况要好得多。可实际上立陶宛的一些事态进程——其中包括俄罗斯学校的“改组”——同样令人担忧。
各级官员中都有一些人对不民主的国语法随意加以解释，在执行中随意性也很大；少数族群的民族文化空间遭到急剧压缩；加之他们所执行的学习和教育体制——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非主体民族”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加速同化。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家长也认为自己的孩子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已无前途可言，于是把孩子转入立陶宛学校。社会学抽样调查表明，在10所维尔纽斯立陶宛学校的低年级，有25％—30％是非立陶宛学生。俄罗斯学校的生源已经呈现萎缩倾向，人数大为减少，学校的最后关闭指日可待。
据生活在立陶宛的专家的看法，必须通过一项比较民主的国语法，扩大立陶宛非主体族群的信息文化空间，制定少数族群学校章程，方能保留少数族群的民族同一性，和谐地达致与立陶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
从道德和政治的观点来看，立陶宛既不应该允许以损害某些族群学校的利益来解决另一些族群学校的问题，也不应该允许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行事。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在解决这类微妙敏感的问题时，作为出发点的设想应该有足够的根据。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应以其他文明国家为榜样，必须放弃在熔炉中“熔化”立陶宛少数族群的思想。只有每个民族都保持自我，都能珍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各民族有机团结一致的局面才能出现。
爱沙尼亚 在爱沙尼亚，俄语的处境同其两个南部邻国一样令人担忧。看来，对发展爱沙尼亚文化和爱沙尼亚语言的必要性未必有人会持有异议。但是，这不应该靠伤害俄语族群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根据护照封皮和族属来随意“理解”国际法和人的自由权利。
必须特别强调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传媒手段的景况不容乐观。如果说在拉脱维亚尽管要通过有线电视，但总算还能看到俄罗斯电视节目的话，那么在爱沙尼亚，全共和国规模的俄语电视节目就根本没有。这种节目只能靠几个现有的爱沙尼亚频道来转播。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居民有1／3是俄罗斯人的国家里！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主要定位在宣传鼓动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对非本土居民开展同化的意识形态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末，拉脱维亚出现了一个新词——“阿特莫达”，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觉醒”——当然是民族的觉醒。如果“阿特莫达”这个词的始作俑者不是雅？彼特斯，那么我本来不会去注意它。
我们清楚地记得，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居民同拉脱维亚人一道参加“觉醒”群众大会，喊出的口号是：“为了你们的和我们的自由”。现在自由了。可是，接着就出现了最初的怀疑：“怎么会这样呢，在一起并肩战斗过，而现在我们却成了二等公民？”“你们根本连公民也不是，”——“民族意识苏醒后的”往日同志回答他们说。于是，不得不与这种新生活妥协。更有甚者，他们居然又成了“占领者”，而且，那些反法西斯老战士还要受到审判，在他们的个人护照上还要注明是“非公民”。
随着北约一道，又来了一些身着军装、佩戴星条小旗的先生。他们到此并不是为了欣赏多姆斯克大教堂的管风琴，也不打算把里加电影制片厂变成一个新的好莱坞，更没有在寒冷、荒凉的沿海地区为他们建造创作之家，没有把安？乌皮特、雅？莱尼斯的作品翻译成“莎士比亚的语言”。甚至连我们说过的“觉醒”的教父雅？彼特斯的作品也同样遭致冷落。这些新来的先生蔑视民族天才，若是新修建一些妓院，新开张一些麦当劳嘛，他们倒是会感到需要的。
在结束评论我们的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民主”国家的遭遇、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语言问题时，我不禁想起一句英明的箴言：“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然而，这些国家当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句箴言。
波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