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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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密封的文件袋里，其中就既有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的，也有关于卡特诺事件的秘密文件。
　　　　按博尔金的说法，他将这些未启封的文件袋交到总书记那里。虽然按条例规定，做启封之类事情的应该是中央综合部部长，但戈尔巴乔夫亲手拆开了这几个文件袋，里面就有条约文本和上面我提到的地图。就这样，包括我在内，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包括雅科夫列夫，从秘密文件袋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图。博尔金请示，要不要让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了解一下这些文件，或在会上向政治局通报一下。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不用，还补充说，必要时他会亲自拿给有关的人看。总书记亲自将几个文件袋封固后，退还给中央综合部下属的政治局特别档案室保存。顺便说一下，有消息说，在50年代以前，这些文件曾存放在外交部，后来才转到苏共中央。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些文件，博尔金也知道。但前者有意识地隐瞒了这个消息，而后者则按总书记的要求，也没有扩散消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民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雅科夫列夫也不知情，他只是见过那张地图，并报告了大会。
　　　　苏联解体和苏共被取缔后，包括政治局档案在内的所有档案，都归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管辖。这时，文件被公开了，某些文件甚至还转给了其他国家，如波兰。
　　　　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秘密文件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从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无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会利用秘密条约或协定来保护或满足本国的利益。这永远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都订有双边秘密协定。1917年11月列宁公布了协约国的《秘密条约》，其中明确规定英法两国将会得到什么。答应划给俄罗斯的是奥匈、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等国的部分领土。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立陶宛代表团为脱离苏联而展开活动时，总是以1920年7月12日的《莫斯科和约》为依据，说其中规定给予它主权。可就是这个条约，其中也含有一个秘密协定！其中规定了立陶宛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农政府俄罗斯军队”对抗波兰行动中的参与程度，允许使用立陶宛领土，同时规定该国须保持中立。这一协定保证从波兰撤出的红军得以经由立陶宛领土通行无阻地回到俄罗斯。立陶宛遵守协定的行动也得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相应的回报。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虽饱受战争折磨，正处于饥饿之中，但仍于　1920年10月16日向立陶宛政府划拨了相当于300万卢布的黄金。此前于1920年8月14日，红军统帅部依照《莫斯科和约》，已将维尔诺市及其相邻地区移交给立陶宛军队。对于这些事实，如今的当权者却全都忘记了，反而肆无忌惮地利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秘密议定书大做文章。
　　　　各种各样的秘密条约和协定在现代史上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大约也就在苏联同当时的德国签订和约的同时，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两周之前，即1941年5月　10日，希特勒的代表、纳粹党“老党卫军”的缔造者鲁道夫？赫斯乘飞机飞往大不列颠。英国人给赫斯一案规定了60年的保密期，可是接近到期的时候，又把它延长了60年。看来我们二战中的盟友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还不能公开这些档案。
　　　　让我们再回来谈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及其秘密议定书的问题。这其中没有任何有关苏联进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或以其他方式对它们施加影响的意图。今天，每个人在文件中都能看到这些内容。而且，议定书的第一条就说，立陶宛在维尔诺州的利益为双方所承认。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38年3月，也就是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在首都考纳斯作出了对波兰有利的决定，从法律上放弃对维尔诺和维尔诺州主权要求的一年半之前。
　　　　这些文件所提到的划分“利益范围”的问题，既不是瓜分主权国家，也不是达成侵占它们协议。事实上这是谈判双方为军事和政治活动划定分界线的协定。
　　　　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条分界线，那么，由于西方国家的默许，早在　1939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就被德国占领了。那么，世界也早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现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主权国的政治家们又向谁去质询这个条约的问题呢？也许只有去问希特勒了？他们敢这么做吗？苏联挽救了这些国家，挽救了它们的人民免遭德国纳粹真正的军事占领之苦，然后又尽其可能帮助被它解放了的波罗的海三国加速发展。没有良心的人咒骂解放了他们的国家苏联和红军是“占领者”，而这些国家人民的子弟，他们的父兄，却同苏联各族人民一道，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而并肩战斗过。
　　　　我深信，总有一天，客观的历史学家会对二战前夕欧洲的态势，以及那时斯大林的作用作出评判。很多人是从本世纪初和上世纪末而不是1939年的立场观点去审视苏联领导人所采取的步骤的。当时法西斯德国发动的战争已经逼近我国大门，我们迫切地需要赢得哪怕是几年的和平时间，以便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极其残酷的搏斗。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被希特勒安排了极其悲惨命运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乃至对全世界来说，如果苏联的疆界没有向西推移，那么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将更加惨烈。这也就意味着二战的过程将会更长，更加血腥，更具破坏力。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按他的话说（《记忆的漩涡》一书），工作枯燥而沉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持极端立场，积极支持他们的是苏联人民代表尤利？阿法纳希耶夫。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个人的观点耐人寻味，他说：“其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很多意见和要求都是可以赞同的，但若要对苏联提出指控性的决议，大会终归还是不会通过。”
　　　　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避而不谈，1989年7月委员会的建议并不是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而是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他在附函中谈到了人民代表包括苏共党员坚持不让步的情况。为了赋予自己在与“好斗的波罗的海分子”进行斗争中以坚定的“党性立场”，雅科夫列夫向政治局汇报说，他成功地拿掉了阿法纳希耶夫及其同伙提出的“谴责同法西斯签订协议”的要求，否定了秘密议定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1940年加入苏联有直接关系的看法，等等。
　　　　在雅科夫列夫的附函中，就这位或那位人民代表持什么立场，提供了大量消息。但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他在附函中这样说：
　　　　“本可以作出努力，以求在委员会结论的草案中加进这样的观点，即欧洲领土的现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因此应该以既成事实为准，而不是以1939年与德国的协议为准。如果能达致这种共识，那么，主张恢复三共和国‘独立’的人士，就只好改变自己的战术了。”
　　　　道理的确如此，但接着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雅科夫列夫在附函中使用的字眼儿那么谨慎，像“作出努力”，为什么用“本可以”，而不用“应该”？况且他清楚地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承认不承认议定书的存在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该议定书并未包括在条约批准程序之内，而且就纯法律的角度而言，该议定书也无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再有，整个这份“友好”条约，正如前面所说，经过　1941年6月　22日的一把战火，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因此，附函的作者只不过重复了一个公认的道理，即战后欧洲的重建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这就是它要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1975年赫尔辛基全欧会议结论性文件所规定的国际法准则。
　　　　1989年12月24日，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雅科夫列夫就委员会工作做了总结报告。同一天，大会就此问题通过决议。下面让我引用其中的一条：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　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约束力。
　　　　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

　　　　表决这项决议的结果是：1435票赞成，517票反对和弃权。
　　　　虽然措辞模棱两可，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凭借这样的决议，还是从法律上肯定了波罗的海人的胜利。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这种情况恰好与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20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相呼应。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的建立，加之人民代表大会对历史上立陶宛据以加入苏联的文件提出正式谴责，这一切仿佛汇成了一股越来越汹涌澎湃的潮流，把主张立陶宛脱离苏联的人引上了一条直通目的地的道路。
　　　　由于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工作迟缓，促使围绕该问题出现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该委员会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在对有关议定书的历史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应在该议定书签署50周年时，即1989年8月23日之前，向大会作出答复。提出要求的同时，还通过了许多威胁性的决议案，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甚至出现了多次绝食行动。可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委员会主席却跑去休假去了。这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官方面再次蓄意逃避回答实质问题。紧接着就有了反应：1989年　8月　23日，发生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规模庞大的政治行动（稍后将加以说明）。根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断定，雅科夫列夫拖延委员会的工作是有预谋的，其目的就是在此期间为进一步加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破坏性力量打好基础。
　　　　本章笔者将对此人在苏联解体前最后几年中的活动给予更多关注。不久前雅科夫列夫去了黄泉世界。民间有句话：人死了，要么只能说个“好”，要么说声“还可以”。看来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理。如果活着的时候做了太多的坏事，那么你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为你在人世上造的孽接受上帝的惩罚。
　　　　雅科夫列夫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一般人，也不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员，他在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事情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因此，还有必要在我们这个罪孽的人间，对他的所作所为再作一点评判。许多活在纪元前的和其后两千多年间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是都在受到人们的评判吗？关于个人在历史上地位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平息过——像拿破仑和希特勒，列宁和斯大林，还有伟大国家的破坏者叶利钦，统统都在被评判之列。
　　　　关于雅科夫列夫的情况，最近20年来已经谈得很多，但是依我的看法，还有不少“画外音”没有收进来。比方说，人们只能凭猜测来确定他在把戈尔巴乔夫推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交往密切，是从1983年开始的，当时雅科夫列夫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对到加拿大正式访问的当时还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关怀备至。
　　　　与此相关，我想起了自己在苏共中央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当我与安德罗波夫单独会见后，有人向他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等在接待室，应约来见他。我收拾起文件打算离开，可安德罗波夫请我留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详细向总书记汇报他出访加拿大的情况。他肯定了这个国家的农业技术、肥料、储存和农产品加工。安德罗波夫认真听取汇报后，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加拿大的农业，就想一切办法把咱们的也搞成那样吧。
　　　　戈尔巴乔夫见总书记心情很好，于是决定向他建议，意思是我们的大使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已经待了10年，在那里待够了，也许该把他召回莫斯科了？我并不认识雅科夫列夫，但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没少听到关于他的事。他曾在《文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这才成为把他派到加拿大的因由。那篇东西我是在乌拉尔看到的。因此我自然有兴趣知道，安德罗波夫对这个人是什么看法。安德罗波夫突然严肃起来，很不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扔下四个字：“让他待着！”就这样，戈尔巴乔夫想要把雅科夫列夫从“流放”中——后来这个人常这么说——召回的意图也就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