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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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嫉滤贡鸲棺�7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克格勃合作的问题。最后查清，即使是在最严酷的苏维埃年代，即在立陶宛被称为“苏维埃占领”的时期，兰德斯别尔基斯也不仅能够前往德国探望父亲，而且还可以到奥地利去，同在当地做生意的哥哥会面……
兰德斯别尔基斯作出的第一批国务决定当中，就有整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克格勃的决定。他还要求把缴获的和查找出来的有关被强制押解到德国去的人员的文件上缴，似乎这些文件对于恢复名誉的委员会开展工作必不可少。我个人曾经有机会亲自率领苏联克格勃代表团就以上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恢复名誉是非常重要但又很敏感的事情。因此，所有必要的文件都交给了立陶宛方面。但我确切地知道，这些文件并没有用于指定的用途。经确认得知，与兰德斯别尔基斯家庭和亲属有关的文档已从这些文件中被清除掉了。
为什么要销毁这些文件？该书作者说出了缘由：
此外，另有300多名立陶宛公民，他们都参与了在法西斯占领立陶宛期间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涉及他们的文件于移交立陶宛方面后也不知下落。但是可以想象，再想找到它们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维尔纽斯当局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行动的参与者提起过什么公诉。众所周知，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正是在对待犹太居民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残酷。被消灭的犹太人，其数量与立陶宛国内人口之比，在欧洲是占头一位的！当地居民充当法西斯帮凶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实例，数量也是占第一位的。
当然，立陶宛大屠杀的真实规模至今也搞不清楚，因为希特勒在这里消灭的犹太人，有从法国、意大利、挪威、丹麦驱赶过来的。此外，战争一开始，就有犹太人从波兰逃到这里来。这些人都被关进了老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杀害了……
人们相信的是一些多么阴森可怕的人物啊！究竟何时才能不再被那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呢？遗憾的是直到过了这么多年，有人才闹明白自己是被人骗惨了。立陶宛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苏联的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也是这样。
“萨尤基斯”：从口号到应验
“萨尤基斯”的成立大会使得立陶宛共和国本来就复杂的局势更加动荡，民族对立更加突出。反对“外来移民”的行动展开了。不耐烦的情绪在政治斗争中开始占上风，敌人也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这场政治歇斯底里中，外国广播电台、各种媒体以及数不清的顾问和密使，都一齐掺和进来。
当时立陶宛共产党和该共和国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1988年的10月，他们就下令从党员和团员交纳的党团费中扣出几个百分点去支援“萨尤基斯”。共和国境内大型企业的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指令。靠着这些，到1988年12月，“萨尤基斯”的领导人掌握的可支配资金已达数十万卢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些钱让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得以大展拳脚，发动宣传攻势。
成立大会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先是1988年11月在维尔纽斯，然后又在整个共和国，主要是在大型企业的工人集体中，开始形成国际主义者运动。后来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当局为该运动注册的名称是“争取立陶宛改革社会主义运动”。对这一事实，至今民族分离主义的媒体都坚决避而不谈。该运动号召民族平等，主张使用两种官方语言（具体地说，就是俄语和立陶宛语，而波兰语可在两族混居地区作为民族间交流的语言使用），实行社会平等，争取立陶宛未来的经济与民主发展等，但不主张共和国脱离苏联。该运动领导人明白，只有苏联才能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保障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
其实，他们本应首先得到以布拉扎乌斯卡斯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舍佩季斯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起码的支持。但“统一运动”的国际主义者多次向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呼吁，却得不到任何理解。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不仅拒绝了这个运动，更糟的是开始迫害和诋毁它的成员。
在实际上得不到回应和帮助的情况下，反对瓦解苏联的该运动领导人这时便直接找了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一事实更加有理由使人相信，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完全是自觉的和目的明确的。
新一轮政治对决出现在1989年的年初，当时围绕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首先是1989年2月12日在维尔纽斯体育宫附近，运动领导人伊万诺夫发动该运动支持者，召开了10万人大会，要求保障立陶宛所有当地族群的平等，坚持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萨尤基斯”领导人深为左翼力量的成功所震慑，开始丧失他们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得到的支持。在随后召开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的意见占了上风，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对共和国政治形势给出了明确的评价。会上对共和国领导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上的疏漏进行了分析，试图制订出一个具体行动纲领，并且明确宣告，共和国党组织未来的活动只能在苏共组织内部进行，而共和国切合实际的主权也只能存在于苏联内部。
在这种情况下“萨尤基斯”领导人开始孤注一掷了。他们专门发表了《声明》，号召抵制全会决议。该《声明》实际上成了他们大选中的思想指南。人民代表选举前夕，“萨尤基斯”在所有选区都提出了候选人。依靠巨额经费支持，加之国家媒体也在为他们宣传，在全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分配的41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基斯”有34人当选。
接着就开始了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立陶宛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对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活动纲领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他们认为，由于自己人数较少，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的机会不多，所以就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各委员会和小组会上。就这几个代表团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都事先做了安排，优先照顾那些持民族主义态度，同时在工作中又具有权威地位的人。对于代表的一般文化水平、交往能力、演讲能力、是否善于说服他人，甚至外貌等条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果不是为达到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目的，这一切本都正常，甚至做得很好。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议员会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共同给代表大会定下了辩论的调子。他们在跨地区议员小组积极开展活动，而该小组的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正如所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帕尔姆进入了这个组合的领导机构。由于对大会的一切情况都进行电视转播，所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就能够对本国代表的原则性、积极性和政治倾向性作出判断。
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代表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力图使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每个议题只要稍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便马上加以利用。这样一来，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三国代表的帮助。我身处冲突漩涡的中心，常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我们这些人干嘛要忍受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政客的侮辱？我虽然明白，他们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我意识在特定条件下定会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依然无法想象后来的一切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脱离苏联。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他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中的秘密议定书特别感兴趣。他们首先加以利用的正是这份文件。它成了摧毁苏联的某种政治杠杆，成了把苏联归入“占领者”一类的一个借口。
分析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及其多数领导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如群众大会、“圆桌会议”、游行、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等等），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即要求对苏德之间的这份条约，特别是对其附加秘密议定书给出政治和法律评价。
苏联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恰好在这方面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讲坛。出现了一次天赐良机，可以在入骨三分的电视摄像机面前，完全合法地把条约的问题提出来了。当时，电视正日夜不停地向全国转播那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好运道真是千载难逢。在叶利钦的“民主”时期乃至后来，社会活动家们（不论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什么候选人）的电视讲话都是按时间分配的。想要延长出镜的时间吗？掏钱吧，而且还不是小钱。可当时一切都很简单。到了1989年6月1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利普玛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建议针对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成立一个法律评估委员会。得到推荐担任该委员会委员的人选，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最激进的代表，也有莫斯科的，乌克兰的，摩尔多瓦的，以及亚美尼亚等地的代表。
围绕这一提案展开了辩论。头脑清醒的意见得不到正面的回应——例如议员伊？亚罗威和塔林市一家企业的经理就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从他们的共和国开展清理本土居民工作一年半的结果来看，非爱沙尼亚的那一部分人居然成了“占领者”和“殖民者”。持类似意见的是科学院院士、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阿尔菲洛夫。他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该条约对双方均已失效。可是发言赞成设立委员会的有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莫斯科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科学界代表，以及以活跃著称的俄罗斯代表们。而如今，这些人也都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行为感到极大愤慨。
戈尔巴乔夫要求讲话。他的发言总是那么颠三倒四：他告诉大会，无论在我们这边还是在德国，都找不到秘密议定书的原件。而且还援引了与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接下来他却……又支持设立调查文件的委员会，可是据他讲，文件的原件并不存在，但他还是推荐了雅科夫列夫进入委员会！一天后，决议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反对 6票，弃权 7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应该指出，与秘密议定书相关的情况可不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不止一次问戈尔巴乔夫，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秘密议定书文本是否存在，也问到卡特诺事件。回答斩钉截铁：我们手上没有这个文件。大部分政治局委员认为，既然原件不存在，那么对议定书的法律评估就无从谈起。雅科夫列夫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有副本就足够了，因为从 1948年美国国务院公布《1939—1941年间苏联与纳粹的关系》文件汇编之日起，这个情况就清楚了。其中就有1939年苏德条约的附件——所谓的秘密议定书。
我本人不止一次问过戈尔巴乔夫：是否真的没有原件？有一次他叫人把一张画在高级绘图纸上的地图送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画着1939年军事行动之后的疆土边界。地图上有两个签名：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除此之外，上面还有斯大林用红铅笔做的几处有利于我方的改动以及他的铅笔签字。在这张“地图”上，恰恰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国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再没有见过任何其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几年之后才知道，戈尔巴乔夫竟然欺骗了中央政治局的战友，欺骗了苏联人民代表，欺骗了我国的所有社会公众。
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时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的卢基扬诺夫根据当时形势，向他报告了一个情况：在一个专门的处里，保存着一些严格保密的文件袋。大约一年后，新任综合部部长博尔金也向总书记报告说：在政治局的特别档案室里存有一些文件，装在密封的文件袋里，其中就既有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的，也有关于卡特诺事件的秘密文件。
按博尔金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