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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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会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样的方式传入政权机关。
最后，政权终于被夺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罗斯的主子。
再后来到了1993年。在炮打白宫之后，这批新主子汇集到克里姆林宫，想再次庆祝选举胜利，但胜利却没有出现。其中的一个，作家卡里亚金，一个最疯狂的家伙，对着镜头喊：“俄罗斯呀，你疯了！”
而一贫如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只不过是从强加给它的全国规模的疯狂中刚刚开始有那么一点点苏醒。
本书作者雷日科夫并不是旧制度、旧体制的卫道士。那些东西驾着已经破损的轮子，如今显然是难以前进了。他主张的是一种逐步的、没有痛苦的向现代经营管理的转变。如果能够接受雷日科夫政府制定的纲领，在6—8年期间，而不是像冒险分子所主张的那样在500天之内，把经济转到市场轨道，那么，巨大而沉重的国家大厦就不会垮塌，也不会在自己的废墟中埋进千百万条生命。
雷日科夫最有权来写这部令人悲痛的回忆录。他不仅有权写，而且生活赋予他责任，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对于发生的一切，他没有任何应该自责的地方。戈尔巴乔夫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装好人左右逢源；谢瓦尔德纳泽是暗地里，而雅科夫列夫则是公然地同情和帮助拆毁大厦的人；利加乔夫只能被迫对无耻的法西斯指控左推右挡，有一段时间还剥夺了他起积极作用的权利；只有雷日科夫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讲坛，召唤理智，希望能够制止解体。
每当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现场。在白热化的费尔干纳，他把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从死神手中抢夺出来，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俄罗斯；他以最快的方式调派空运和陆运工具，从巴库运送抢救出来的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在本书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悲惨事件以完整的逻辑展现出来。苏联解体，没有赢家，无论高加索，还是波罗的海沿岸，无论乌克兰，还是亚细亚“腹地”，哪里都没有和平，没有幸福。有些人妄自尊大，自我吹嘘，但伴之而来的必然是软弱无力；有些人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自贬为无足轻重的臣属之国，前头的苦头还有得吃；还有一种人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除了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到处都在清除俄语，就像是俄语也成了俄罗斯不讨人喜欢的代理人。这些人原本是在俄罗斯羽翼下成长起来的，但却说什么也消停不下来，说什么也舍不得停止吹胡子瞪眼睛：“哼！怎么会有股俄国味儿？”——而且，这股劲头在俄罗斯本土居然也非常盛行。
于是，雷日科夫又像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这回是冲过去保卫俄语，保卫由于肢解派的意愿而流落“异国他乡”的千百万我们的同胞。不过，有些人还是不愿接受真理。但是，愿意也罢，不愿也罢，该说的他照样要说。缩头缩脑躲进掩体的事他永远做不来。
（序言作者为俄罗斯著名作家）
第一章 乱自何来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诞生和发展常使我想起一条河。人类生活的变化就跟一条河一样，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还有先后流人主河道的各条支流。它们把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害的杂质。生活之流也像这条河一样，它逐渐积蓄着力量，临到末了，则或是由于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为人们带来欢乐，或是由于引发彻底毁灭而为人们带来悲哀。
苏联人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自从统一国家毁灭以来，15年间发表了无数回忆录，出现了无数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对于种种事件带来的后果、实现的手段、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生活的前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人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抄写历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于新一代统治者。但历史总有说出真相的一天。
动笔之始，我还得提起一个现在说来已经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1945年，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倭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而且，许多人很自然地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苏联时代——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劳动、休息、教育、医疗服务、必要的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那些家伙曾许诺很快就会过上天堂般的日子，而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语现已犹如朝雾般消散。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直接从绝大多数人手里抢过来的。所以，许多人对“改革” 的态度绝对是负面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的悲惨之处更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迷失，而大众传媒却用尽了浑身解数来支持这种迷失。
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好，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也好，它们都汇入了同一的过程，尽管就目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推动力而言，它们其实是相互对立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和垮台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冷战”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喘息”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