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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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时在苏州捕获的，是投递信函的仆人，即移送浙江省讯办。周福清不归案，这案子也就无法审理。崧骏的这一道奏折在陈明案发时情形之外，请旨将周福清革职，查拿到案。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2）
清廷为此连续发了两道上谕。九月初二（10月11日）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著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九月初四的上谕说：“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即由杭州府知府陈璚审理此案。审讯时的情形，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是这样说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出事这一年作人才八岁，他写的这些当是后来听大人说的。他把杭州知府陈璚错写做苏州知府王仁堪了。他没有注意到：此案移送浙江之前，他祖父并未归案，当然也就不曾和王仁堪在公堂上相见了。至于说他祖父在杭州府审讯之时作了这样的申辩，倒是实有其事。御史林绍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的奏折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可见他的这种“供述”传得很广，有御史听到并且据以奏闻了。
上谕责成崧骏对此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崧骏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将整个案情和所拟处理意见奏明皇上。奏折的由头：“为遵旨奏明革员中途遣人投递信函，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按律议拟，恭折仰祈圣鉴事”，强调了“未成”和“自首”，已经显出了曲予回护之心。奏折对案情是这样叙述的：
兹据杭州府知府陈璚审拟解由藩臬两司会审，议拟转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缘周福清即周介孚，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如主考允许，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马官卷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奏折中对案情这样叙述，显然是根据周福清的口供。说他这次出门并不就是为了行贿，而是进京探亲的途中临时起意去办这事的。而且事先也并没有同马、顾、陈、孙、章几家商议，是他自作主张去办这事，所以并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这样说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崧骏愿意接受他的这种供述并据以奏闻，可以看出经办此案的官员，从陈璚直到崧骏，都无意深求。所以，奏折中提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3）
查例载：乡会试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又乡会试贿买关节，无论曾否取中，援引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内钦奉谕旨，俱照本例问拟，仍恭奉钦定；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等语。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革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毋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写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著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除分咨查照并将供招咨送刑部查核外，所有遵旨审明议拟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奏折所援引的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是有清一代最大的科场案，处死了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柏葰。《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志”三：“柏葰徇家人靳祥请，中同编修浦安房罗鸿绎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柏葰、浦安弃市，馀军、流、降、革至数十人。”这样判决的依据，据《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九《柏葰本传》，是“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比贿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既然是援引这一案例，周福清就该处斩了。可是崧骏将一切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都提了出来：未成，自写虚赃，闻拿投首，希望能够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并提出免于追缴赃款。这一道奏折送上去，十二月十二日（1894年元月18日）奉朱批：刑部议奏。责令刑部提出处理意见。
这里插说一件事：崧骏于十一月二十日（12月27日）病故。以后的文件里就称他作前任浙江巡抚了。
遵照“刑部议奏”的朱批，刑部尚书松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元月31日）上奏折，提出了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眼，一与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妥拟，庶无枉纵。此案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在江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前抚（引者注：指崧骏）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累减，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钦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革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奏折中说的，虽“闻拿投首”，也“不准再行累减”，看来是句很硬的官腔，其实是回护之词，意思是说还有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未予考虑，现在所拟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已经是很重了。希望皇帝不要再加重处分，再加重就是死刑了。
可是光绪皇帝认为应该重办。批复刑部议奏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4）
就这样，祖父成了个斩监候的重囚，关押在杭州府狱中，提心吊胆，害怕秋审中勾决。
这事对他家庭的影响也许更大些。首先，在社会上的地位，顷刻之间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脸嘴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祖父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在皇甫庄住了几个月，鲁迅兄弟又随着大舅父家搬迁到小皋埠去。在避难中，不上学了。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搬到小皋埠以后，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渔，小孩们叫他作“友舅舅”的，鲁迅同他很谈得来，常跑去找他谈天。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娱园》里回忆这一位友舅舅说：“他又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这对于他后来讲授中国小说史，也许可以说是无意之间的一种准备吧。
大约是1894年清明节前后，大人们看到没有什么风波了，就把鲁迅兄弟接回家来了。
这一年，在周家，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国，也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后来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讲演中回忆说：“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在他能够留下印象的最早的这一次，就是这中日甲午战争吧。
他在《〈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中回忆说：
还记得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演者虽然也许添些枝叶，却好像并非自己随口乱谈，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贩来的新闻，演义了一下。
这里，鲁迅有一点误记。他把1884年中法战争中的事情记成1894年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中的事情了。刘永福是中法战争的主要战将，他统帅的黑旗军屡立战功。甲午战争中他虽参加了台湾的防守，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表现。《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三本传说他：“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夜壶阵”这话，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他说：“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