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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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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对于《语丝》,可以说是又满意,又不满意。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可见对它的看法是不错的,而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里,鲁迅说它“……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新’,却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就既看好也有所不满了。在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鲁迅比较评论了当时北京几种很有些影响的刊物: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的这封信在表示对现有几种刊物各有不满的时候,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他正在着手筹办一个新的刊物:《莽原》。在这前后致许广平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到这个计划逐步实行的情形。

3月23日的信中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

同月31日的信中说:“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

4月8日的信中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




荷戟独彷徨(5)




这几封信中说的“目下也仿佛有人”、“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就是指他新近结识的高长虹、向培良几个,一时很谈得来,他们就成了鲁迅创刊《莽原》的合作者。

1925年4月21日的《京报》广告栏刊出了《〈莽原〉出版预告》:

本报原有之《图画周刊》(第五种),现因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另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由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以后每星期五随《京报》附送一张,即为《京报》第五种周刊。

4月24日,随《京报》附送的《莽原》周刊创刊。鲁迅在《华盖集·题记》里说明了他创刊《莽原》的意图:“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这意思,他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里也说到了: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发表在《莽原周刊》创刊号上的《春末闲谈》一文,可以看作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示范之作。这篇从一种细腰蜂(果蠃)捕捉小青虫为幼蜂的食料一事谈起,先介绍了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尔的观察结果:

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鲁迅从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中介绍了这一个知识之后,就发了一通大议论,发表他对人类社会,对历史的一个大见解:

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

为什么“不能十分奏效”呢?鲁迅说:“因为这——圣君贤臣所要做的——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引者按:这里鲁迅是在设身处地为圣君贤臣等人设想)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

鲁迅在这里指出了圣君贤臣们的一个两难处境,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历代圣君贤臣愚民政策的高招层出不穷,直到清朝鲜血淋漓的文字狱,也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鲁迅说,“将来未可知”,就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他对将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荷戟独彷徨(6)




在《莽原周刊》的第二期和第五期上,分两次刊出了鲁迅的《灯下漫笔》。刊登在第二期上的那上半篇,是因当时中交票停止兑现这件时事引发的议论。在袁世凯执政的晚期,依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国家银行的大量垫款维持,引起现金亏空,发生挤兑风潮。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下令,这两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暂时一律不准兑现。这就大大损害了纸币的信用,破坏了商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当时公众对这事的反应,公众的心态,在鲁迅的文章里有很生动的反映: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可是,就在他有“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他从这里往下想,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刊登在《莽原周刊》第五期上的那下半篇,是由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写的《北京的魅力》这篇随笔引起的议论。鹤见祐辅的这篇文章里说,有位在北京的外国人,享受着北京的生活的美,都不想回去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民主)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鲁迅说: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因为《京报》决定停办各种随报附送的刊物,《莽原周刊》在1925年11月27日出了第三十二期就休刊了,即改为独立出版的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上,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他说,这一篇“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文章提出了“打落水狗”的主张:




荷戟独彷徨(7)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兄弟失和(1)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1922年5月23日,鲁迅和爱罗先珂、周作人一同出席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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