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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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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画,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适。

鲁迅是1921年1月3日午后收到胡适的这一通知的。他同周作人商量之后,就立即写了复信: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陈独秀对胡适这封信却是十分恼怒,他对于来信中提出的“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一点“大生气”,至于“另办一杂志”的考虑,“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胡适认为,这是陈独秀对他的“误会”,于是在1月22日写了一信给《新青年》杂志同人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信中对惹起陈独秀生气一事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当时苏俄出版的一种宣传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胡适征求各位同人的意见。现在只把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的意见转录如下:




荷戟独彷徨(2)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也无法继续办下去了。它在1922年7月出满九卷之后停刊。后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心情: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在《新青年》杂志停刊之后,同鲁迅关系最深的刊物就要算《语丝》周刊了。说起来,这刊物的创办就同鲁迅有关。孙伏园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那时孙伏园是一位很有名的副刊编辑,他辞掉了晨报馆的职务,邵飘萍就请他到京报馆去编副刊了。他辞职这事还有另一个后果,就是促成《语丝》周刊的创刊。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回忆说:

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是1924年11月17日出版的。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知道,他捐了十元钱资助创刊的费用。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入《坟》)一文。文章就这年9月25日杭州雷峰塔倒坍一事谈到白蛇传。据这个神话传说,那可爱的白蛇娘娘就是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的。鲁迅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的主张: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在《语丝》第三期上,鲁迅发表了散文诗《秋夜》。

第四期,他又发表了《影的告别》、《求乞者》这两篇散文诗以及那首结果导致《语丝》创刊的讽刺诗《我的失恋》。后来这些都收入了散文诗集《野草》。《野草》全书中的各篇最初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这些优美的散文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作者矛盾而痛苦的心情: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影的告别》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荷戟独彷徨(3)




——《求乞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希望》

还有《过客》那篇中写的那“过客”,反映的也是作者的心情。他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在作者的心中,其实还是怀着希望的:

1924年7月,鲁迅应邀赴西安,到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合办的暑期学校讲学。这是7月20日开学典礼上的合影。21日,鲁迅讲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淡淡的血痕中》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一觉》

鲁迅的青年朋友聂绀弩在1940年写的一篇《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一文中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聂绀弩全集》第三卷,第386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在《语丝》周刊上,鲁迅还发表了《示众》(第二十二期)、《高老夫子》(第二十六期)和《离婚》(第五十四期)三篇小说。后来都收入小说集《彷徨》里。

《彷徨》是鲁迅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收1924、1925这两年里所作小说十一篇。第一篇《祝福》写农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并对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理学家鲁四老爷做了深刻的揭露。末一篇《离婚》也是写农妇的不幸的,主人公爱姑比起祥林嫂要泼辣些,可是她的反抗精神也没有能够帮助她改变事情的结局。

书中《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是写知识分子的。他们原来都颇有一点抱负,可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都颓唐,沦落了。《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这两个形象都有若干作者自传的成分。而魏连殳身上更有作者好友范爱农的一些气质。

《幸福的家庭》和《伤逝》这两篇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爱情、婚姻、家庭、妇女这些问题。《幸福的家庭》是用诙谐的笔调写成的,而《伤逝》却显示出极其浓重的悲剧色彩。两篇都表现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经济问题的压力之下,不但诗意和情趣都得让路,就是山盟海誓也是没有用的。《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这深深相爱的一对恋人,终于不得不分手,生离死别了。

这是上一张照片的局部放大。第二排右起第七人是鲁迅。




荷戟独彷徨(4)




《肥皂》和《高老夫子》这两篇讽刺小说,前一篇刻画了假道学四铭的形象,正像他妻子说的那样:“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简直是不要脸。”后一篇写的这位高老夫子,“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他就凭着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成了“有名的学者”,当上了贤良女学校的历史教员,而他的全部历史知识只是从《三国演义》、《说唐全传》这些小说中看来的故事。

对于《彷徨》这本小说集,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就在《语丝》周刊创刊之后不多几天,12月13日,《现代评论》周刊也在北京创刊了。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源(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周鲠生等人。是一个政论时评性质的刊物,陈源在上面辟有“闲话”专栏,每期发表些关于文化、思想和时事的短评。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详见下面《学潮与爱情》一章),《现代评论》支持杨荫榆,《语丝》支持反杨的学生,两个刊物就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都发表了不少争论辩驳的文章。鲁迅写的,大都编入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后来《西滢闲话》编集出版的时候,在广告中称陈源为“现代派主将”,作为陪衬,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鲁迅就在《语丝》上发表《辞“大义”》(第一五一期)和《草“首领”》(第一五三期)两文作为回答。不过这也并不只是《西滢闲话》的广告这样说,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是把鲁迅看作《语丝》周刊最重要的作家的。

其实,鲁迅对于《语丝》,可以说是又满意,又不满意。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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