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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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小的增补和改动怕也难免吧。
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大约只能这样写吧。如果有读者以为它对传主作品分析介绍不够，或者觉得对传主的某些事迹讲得不够详细，我愿意向有兴趣的读者推荐自己的两本书。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本是我和邵燕祥兄合作的《重读鲁迅》，分析了鲁迅诗文四十四篇，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序言里给自己的书作广告，很不好意思。
《一个人的呐喊》自序（2）
2006年11月16日朱正于北京
《一个人的呐喊》目录
一、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
二、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三、走异路逃异地
四、“我以我血荐轩辕”
五、学医的梦
六、母亲的礼物
七、《新生》的计划流产了
八、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九、辛亥革命前后
十、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十一、阿Q和绥惠略夫
十二、荷戟独彷徨
十三、兄弟失和
十四、学潮与爱情
十五、刘和珍之死
十六、“两年计划”
十七、“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十八、“新生活”
十九、“封建余孽”
二十、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中
二十一、柔石之死
二十二、国难声中
二十三、知己瞿秋白
二十四、面对着东西法西斯
二十五、烦恼与悲哀
二十六、最后一年
附录：鲁迅的一世纪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1）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他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片国土上，在他出生之前，中国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
1644年清兵进入山海关，继明朝之后建立了清朝。这满族的王朝虽说在许多基本制度方面不过是因袭了以往历代汉族王朝的成法，虽说并不比明朝更腐败更黑暗，可是他们入关之初，在扬州、嘉定等地留下了使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屠城记录；特别是轻信了前明降臣孙之獬的挑唆，下了一道薙发令，令汉人蓄辫。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些就使得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了清朝从始至终的一个难以缓解的矛盾。鲁迅在他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馀》这篇文章里回忆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清朝一方面屡兴文字狱来立威，使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敢妄发议论；一方面开科取士，使顺从者觉得有一条出路，少数幸运者可以通过这途径进入仕途。怎样用科举的手段来笼络知识分子，鲁迅在1935年写的《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
如果不是形势的重大震荡，鲁迅也将会走上这一条道路吧。
祖父和两位祖母的画像。左边孙老太太是鲁迅父亲的生母，她很早去世了。给鲁迅讲了许多故事的是继祖母蒋老太太
清朝因袭了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末以来，不断有欧洲人来叩门，可就是叩不开天朝上国的大门。到了1840年，这大门终于关不住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幻梦，在极不情愿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开始了同外国的交往。当中国被动地成为世界上的一国的时候，传统的衣冠文物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了。
1850年到1864年发生了一场太平军战争。就其持续时间之长和波及地区之广来说，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一。天王洪秀全成功地给自己建造了穷奢极欲的人间天堂，可是他从来不曾想到要以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60年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并且死在那里。
作为受到外国欺侮之后的反应，到19世纪60年代，一些地方办起了机器制造局、船厂之类的近代工业，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不少人已经感到中国必须有所变革了。
鲁迅出生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新台门周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写的家训《恒训》中，谈到他们的家史，是这样说的：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称大族焉。逮嘉〔庆〕、道〔光〕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敝之由，习闻祖父起家之训，如昨日事。谨详述之，作我子孙居家之鉴，为成为败，在自择耳。
我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己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入宗祠。
我家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馀，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1861），粤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尔辈知之：如用钱有馀，以买田为最好之计。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切记切记！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2）
从这个简要的记述中可以知道：自明万历年间（1573—1619）以来，二三百年之间，周家已经是“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的世家望族了。是咸丰辛酉，即1861年，李秀成部将陆顺德所部太平军占领绍兴，才家道中落的。
复盆桥周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先是分为致房、中房、和房三房。后来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到新台门，又分为智、仁、勇三房，其中智房再分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就是属于兴房的。周家虽说是曾经“合有田万馀亩”，子孙繁衍，各房分下来，每房所有的也就为数不多了。后来鲁迅在自叙传略里回忆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这就是他出生那时候的家境。说不上富裕，也不虞饥寒吧。
《恒训》中提到的六世祖韫山公（周煌）有举人的功名，秀才各房都出过，周家可以说是耕读传家。祖父周福清更是个进士，做过正七品的朝廷命官，他们家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仕宦之家。
这是己亥（1899）年十月上旬鲁迅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时手抄的《恒训》
周福清（1838—1904），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1867年应浙江乡试，中式为举人。1871年会试，中式为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1874年散馆（即毕业），外放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1875年春天，他就到金溪县赴任去了。
很不凑巧，周福清遇上了一位不好伺候的长官。两江总督沈葆桢，《清史稿》卷四百十三本传说他是“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的一代名臣，对部属要求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清史稿》本传说他：“葆桢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他曾多次参劾属员。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78年2月25日），他又上了一道“为特参不职之州县等官，以肃纪纲”的奏折，参劾了十二名属员，从正五品的同知、知州起，直到未入流的典史都有。其中请旨即行革职的九人，考语分别是“声名狼籍”、“心地巧猾”、“操守平常”、“既愚且诈”、“品行卑污”、“声名甚劣”、“性好招摇”、“溺于嗜好”、“性情躁妄”。两人请旨勒令休致，考语分别是“识昏才庸”和“年衰气惰”。十二人中末一名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这是在考语中既说到短处也说到长处的唯一的一个，在十二人中处分也最轻，是请旨“归部改选教职”。当了三年的知县就这样被参掉了。
清朝的规定是：知县改选教职，只能在到任半年之内办理。周福清任金溪知县已满三年，早已超过半年之内的期限，与改教之例不符，照例只能以原品休致。吏部给他稍稍留有一点馀地的是：“该员如情愿引见，应令该督等给咨赴部。”他就取得江西巡抚李文敏所给咨文，于光绪五年（1879）春入京引见，遵例捐升内阁中书。这是个正七品的官职，“掌撰拟繙译”，俸钱不多，很是清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曾祖母》中回忆说：“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说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父亲周凤仪（1861—1896），后改名用吉，字伯宜。也是个读书人。中过秀才之后，应过几回乡试，都没有中试。
母亲鲁瑞（1857—1943），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很偏僻的小村庄。她也是读书人家的女儿，父亲鲁希曾（号晴轩），中过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迅三岁那年，他就去世了。鲁迅在自叙传略里说，他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鲁迅出生，家里写信向祖父报喜，请他给长孙取名。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
母亲鲁瑞
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做名字，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不知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其实是不对的。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3）
在鲁迅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四弟椿寿（1893—1898），六岁就夭折了。妹妹端姑（1888），还不满周岁就染上天花夭亡。和鲁迅一同成长起来的是二弟櫆寿（即作人，1885—1967）和三弟松寿（即建人，1888—1984）。他们三兄弟，在父母的照管之下，在这个安静的小康人家里，度过快乐的童年。
鲁迅童年时代的事情，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说到过这样一些：
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里，他说到，他还不满周岁，家里人就抱他到东昌坊口塔子桥头的长庆寺去，拜和尚阿龙师父为师，算是舍在寺里了。据说这样就可以避邪消灾，易长成人。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法名，叫“长庚”，还得了两件法宝，一件是用各色橄榄形的小绸片缝就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串着一些镜子、银筛之类零星小件的一根叫做“牛绳”的东西。几十年之后，他在上海的银楼买到了这样的银筛，还送了一只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给他的儿子做玩具。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五十四年前我出世后，每逢出门时，就要挂那个玩意儿。照日本的说法是‘避恶魔’，但在中国没有‘恶魔’之说，故称‘避邪’好些。”这信中还绘制了一幅银筛的示意图，并对所绘各种物件编号解说，如太极，算盘，砚，笔与笔架，可能是书，画卷，历书，剪子，尺，似乎是棋盘，那像蝎子的东西其实是天平。这信总括说：“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
在《我的种痘》一文中，他说，他两三岁的时候，种过一次牛痘。这事一直到后来，他还留有印象：“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在《狗·猫·鼠》一文中，他讲他小时候，常常听祖母讲故事，讲“猫是老虎的先生”这一类的故事。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又记下了他听祖母讲白蛇传故事的情形，他的同情完全在白蛇这一面，怪法海和尚多事。
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雇了一个叫“长妈妈”的保姆带领他。文章里写下的多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