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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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无邪”的理论给创作造成的巨大损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祝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因此，结果就是，“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在这篇论文里，鲁迅提出了一个“文章（文学）不用之用”的思想。当时不是有人认为文学没有什么用处吗？鲁迅回答了这个意见：是的，说到文学，“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可是人的活动和需求是多方面的：“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矣。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他的结论就是：“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正是因为认识到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他才决心以文学为毕生的事业。
文章的结尾部分联系到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不与外国交往，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这种闭关政策的得失，文章说：
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仇，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以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3）
文章表示了对于当时一些维新志士的不满：
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馀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
鲁迅深刻地看到了：要维新就得有人来介绍新文化。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只是到外国去学回一些食品加工、监狱管理等等办法，那么你就等待着第二次的维新吧。面对着这样一种现实，鲁迅表示了他的期望：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与其说是期望，还不如说是决心吧。鲁迅是决心要求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思想界之战士了。
《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不仅反映了当时鲁迅已经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同时还表明了他“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活动，他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都是和他忧时报国之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科学史教篇》一文。文章概要地介绍了欧洲科学发展的历史，阐述了科学进步在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同时批评了中国那些“死抱国粹之士”，他们认为“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术”，“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这些人不承认世间万事万物都在进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完美无缺。他们反对进行改革。然而这篇的主旨还不是批评这些抱残守缺的人，而是指出当时“新党”的不足和偏颇。
文章指出：这些“新党”的最大弱点就是舍本逐末：“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故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鲁迅断言，这样的向外国学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惟若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则准史乘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应该怎样办呢？这篇文章指出：“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居今之世，不与古同，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
具体到自然科学方面，鲁迅提出了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意见。文章里举出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证明，尽管基础理论科学的进展，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归根到底，它必定会在推动科学进步中发挥作用。例如牛顿在力学方面的发现，笛卡儿对数学的贡献，在长时期里只是人们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鲁迅能够这样强调提出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不但大大走在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前面，就是对于后人发展科学事业也是富有启发的。
在这篇介绍自然科学历史的论文中，鲁迅还提出了“当防社会入于偏”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在《河南》月刊第七号（1908年8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论文《文化偏至论》和他翻译的《裴彖飞诗论》。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4）
同《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一样，《文化偏至论》也批评了当时的新派人物，指出他们“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文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述弗行”；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其中有的人甚至是借新招牌以谋私利，他们“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概括地说，鲁迅认为，“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鲁迅在批评这些人物的同时，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明有两大流弊，其一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及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这就是说，个人被“众数”所抹煞了。另一个流弊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兴，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就是说，主观精神被物质生活蒙蔽了。鲁迅希望，“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
20世纪新文明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当时鲁迅认为，首先是几年前去世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当然也包括他的前驱叔本华和施蒂纳这些人。谈到尼采的历史地位，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说：“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他的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②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下卷，第311页、第319页。“不可否认，尼采向来虽然没在专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起了很大的影响。也必须承认，他关于未来的种种预言至今证实比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要接近正确。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②罗素的这个见解，有助于人们理解鲁迅倾心于尼采的原因吧。尼采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攻击旧道德，攻击旧伦常观念，不能不引起鲁迅的共鸣。鲁迅显然赞同尼采关于“超人”的说法，提出“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同时他还认为，必须用“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光”，来消除“唯物极端”的流弊。鲁迅以为中国的出路就在这里，只要贯彻了这个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就这样，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乎一世。
鲁迅喜爱尼采的文章，曾经将他的名著《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用文言译出，后来又用白话译出，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新潮》月刊上。这兴趣到老不衰。1934年他还建议他的年轻朋友徐梵澄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和《看哪这人》译出，并将书名分别代定为《苏鲁支语录》和《尼采自传》，介绍出版。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5）
在刊登《文化偏至论》的同一本《河南》月刊上，还刊登了鲁迅译的《裴彖飞诗论》。这原是奥匈人爱弥尔·赖息的《匈牙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原文是英文，经周作人口译，由鲁迅笔述的。译文分上下两部，这次刊出的只是上半。
不久，《河南》杂志就出了事。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论过于激烈”为词，要求日本当局查禁。刊物就停刊了。《裴彖飞诗论》的下半就没有能够刊出，译稿也遗失了。
鲁迅的论文《破恶声论》的上半篇刊登在《河南》月刊第八号（1908年12月出版）上，也因为刊物的被禁没有登完。这篇也同《文化偏至论》等篇一样，批评了一些口称“革新武备，振起工商”的“新党”，以为他们不过是“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们到外国留学，“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文章甚至激愤地说，“故病今日中国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也可见他对这种人的反感到什么程度了。鲁迅寄希望于和这一类志士英雄完全不同的人：
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胛拿鳎ビ胪笳咄涫欠牵┫蛩攀且瑁偈烙患尤埃偈阑僦患泳冢写诱咴蛉纹淅矗倨渫兑孕β睿怪铝⒂谑溃辔奚逡病Ｔ蚴钢蛴陌狄蕴旃猓⒐酥陉祝烁饔屑海凰娣绮ǎ泄嘁粤ⅰ�
这“人各有己”，是极重要的事。鲁迅的这篇文章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也就是《文化偏至论》中说过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意思。
对于当时颇有号召力的“爱国”这个口号，这篇文章做了这样的分析：“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鲁迅不赞成这种“爱国观”，他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国家的光荣并不在于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