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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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迁居，是因为许寿裳在这里租到一所华美的住宅，招大家去品住，好分担高昂的房租。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描写他们的新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如果说到人文景观，那么还应该说到，这是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房子。鲁迅、作人兄弟是1908年4月8日搬进去的。另外许寿裳还邀来了钱均夫和朱谋宣两个。许寿裳在这五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路灯上题上“伍舍”这两个字。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伍舍》中回忆说：
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馀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馀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
鲁迅、作人兄弟来到东京，他们的学习、交游、生活起居这些，就说到这里。下面就说鲁迅提倡文艺运动的事了。他中止学医，原就是为了这事嘛。他最初的计划，是想办杂志。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有一些简要的记述：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4）
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也有类似的回忆：
……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新生》计划另一个参与者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对此还作了一点补充：
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记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说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馀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这杂志的名称，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均已经安排好好的，可惜没有用。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要说得更详细一些：
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清楚了，但多少总有关系。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么。又有客——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客乃默然。看这种情形，《新生》的不能办得好原是当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几个，我不大记得，确实的人数里有一个许季茀（寿裳），听说还有袁文薮，但他往英国去后就没有消息了。结果这杂志没有能办成，我曾根据安特路朗的几种书写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话》，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纸却还有好些存在。
《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译者增田涉同鲁迅曾经有过多次交谈。他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在一次谈话涉及苏曼殊的时候，鲁迅告诉他：“实际上，他（指苏曼殊）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那么，《新生》同人的名单，在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苏曼殊了。苏曼殊才华横溢，也正努力于文学的创作和翻译，也喜爱拜伦的诗，当时想到和他合作，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人太古怪，也太颓废了，谁要认真和他合作办一件什么事，恐怕都是办不到的吧。也许他就是最先隐去的担当文字的一人。许多年之后，有人冒鲁迅之名在曼殊墓上题诗，他为此发表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其中说道：“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明显流露出了对他的不满，这里是不是包含着当年东京的这一段记忆呢。
许寿裳1944年2月4日答覆《鲁迅事迹考》作者林辰的信中说：“计划出杂志《新生》问题：我确是参加的一人，其馀大概为袁文薮（毓麟）、陈师曾（衡恪），不大记得了。”如此说来，艺术家陈师曾也是计划中《新生》的同人之一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1）
办《新生》杂志的计划没有成功，1907年鲁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发表文章的机会。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曜》，而且还不曾写完。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时间虽是迟了两年，发表的地方虽是不同，实在可以这样的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在《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把他们给《河南》杂志写稿称作“《新生》甲编”。
在《河南》月刊第一号（1907年12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人间之历史》一文（署名令飞），副题是“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是我国最早介绍达尔文学说的文献之一。它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开始，缕述了生物进化学说的历史。而正如副题所表明的，重点在介绍海克尔（文中译为黑格尔）对进化论的阐释。和英国的赫胥黎一样，海克尔也是达尔文学说卓越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他著有《生物普通形态学》，提出了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生物发生律又称重演律的，认为个体发育重演了种系发育，即动物胚胎和幼体的发育是沿着种系进化道路而发展的。这个学说一时颇有影响并广为流传。鲁迅的这篇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说“迨黑格尔出，复总会前此之结果，建官品之种族发生学，于是人类演进之事，昭然无疑影矣”。其实这只是海克尔的一种假设，已经被后来的科学研究所否定。这个假设不论在解释进化方面或胚胎生长方面都没有多大作用。鲁迅的这篇只是表明他已经接受了进化论思想。
接着，在《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1908年2月、3月出版）上连载了他的论文《摩罗诗力说》。这是鲁迅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之一。题目的意思，前面已经引过周作人的解释。鲁迅以为，在欧洲文学史上，“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他的这篇是，“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文章介绍了欧洲这些最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平和重要作品。他们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人。这些诗人勇敢地反抗旧势力，为社会进步和公正进行不倦的斗争。他们都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要求，跟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刻的联系。鲁迅正是从这个角度来介绍他们的事迹和作品的。
鲁迅是在周作人的帮助之下写成这篇的。《知堂回想录·七八翻译小说（下）》中谈到了这事，说他托丸善书店买来了一册丹麦勃阑兑斯的《波兰印象记》的英文译本，后来鲁迅“替《河南》杂志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里边讲到波兰诗人，尤其是密克威支与斯洛伐奇所谓‘复仇诗人’的事，都是根据《波兰印象记》所说，是由我口译转述的。”
许多年之后，鲁迅在《杂忆》这篇文章里，谈到自己年轻时候对拜伦的倾慕之情时说：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2）
有人说拜伦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援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其实，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黎萨），——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后来鲁迅还谈到密茨凯维奇，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一）》中说：他“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在《“题未定”草（三）》中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
还谈到裴多菲。他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二）》中说，他收到白莽的译稿《彼得斐行状》的时候，“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并说他“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
《摩罗诗力说》一文在介绍这些外国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的同时，还正面阐发了鲁迅自己对文学的一些见解。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论语·为政》中又说：“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儒家的这些思想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准则，例如《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鲁迅的这篇对此说表示了异议。他说：“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接着，鲁迅根据中国文学史上的事实，概括地指出这种“思无邪”的理论给创作造成的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