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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屠夫看世界-第8部分

小说: 屠夫看世界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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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叔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常年浪荡在外,为了谋生,学了一身瓦工的好手艺。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拉起了私人建筑队,很快成为村里的首富。父亲常与他开玩笑:“你是不是又想当地主了,小心斗争你!”

当民叔起先由于土地多而成为地主,贫下中农们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却因为钱多而成为共产党员,当上村长,乡亲们又纷纷与他拉关系,套近乎。短短几十年,从小少爷到狗崽子,从地富反坏右被批判的对象到大老板再到村干部,最后冤死,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命运之神数次捉弄于他,世态之炎凉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钱是人的胆,权是人的识。当民叔发家致富以后,社会交往宽广了许多。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弟弟结识了省民政厅某领导的儿子,有了这层关系,当民叔又依仗村长的权力,廉价租赁了村子里几百亩坡地,创建了“凤栖山骨灰墓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墓园刚刚建好,产生经济效益,正日进斗金的时候,却拱手让与他人,自己患上了淋巴肿瘤,在省城某三级甲等医院甩出了十多万元之后,撒手人寰了,真正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经济时代,金钱比人情贵重。当民叔既然患了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回天乏力,人们挣钱不易,如果再破费去巴结一个死人已失去了功利价值,带不来任何实际利益。所以在他病危的三十多天里,据说除了至亲至爱之人,没有人去医院探望过他。我与父亲看他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说话已经非常艰难,人生很快就要画上句号,回想起如梦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父子触景生情,心里也挺难受。

粮食宽裕了,可农活也多了。在农村,每到秋夏两忙,中小学都要放忙假,一般为两个星期左右。师生们大都来源于乡村,家中都有几亩责任田,学生暂且不说,民办、“一头沉”老师多,他们可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小学生年幼,干不了重体力活,夏忙拾麦穗,秋收掰玉米棒子,晾晒粮食,翻红薯,颗粒归仓,都是力所能及的活路。况且古诗都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倘若暴殄天物,对不起辛勤劳作的父母,更对不起赐予五谷杂粮的上苍,说不定哪天老天震怒,降下罪责,来个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岂不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责任制后,我长成了小伙子,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1985年“三夏”大忙,我面临高考,而八亩小麦却同时成熟,“鲤鱼跳龙门”与“虎口夺食”狭路相逢。夏天的天气如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大风袭来,雷声阵阵,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到手的粮食就要泡汤了。

学校也有升学压力,给其他年级放了忙假,留下初、高中毕业班照常上课,但我不得已,还是请了假。一天,我天不亮起来,拿着镰刀,上了坡地,头顶烈日,忍着酷暑,水米未进,一口气干了七个小时。渴了,舔舔嘴唇,饿了,坚持坚持,待将六分小麦全部割完,自己却因高温作业,劳累过度而中暑,晕倒在田间地头。

学校对复读生的环境是宽松的,放任自流的,你爱学不学,反正又不花老师的钱,考不上,明年继续复读,学校照收银子不误,还多了一条创收渠道,何乐而不为?

引镇中学后面有座塘库,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的产物,责任制后,多年不用,早已干涸。这里,冬日背风向阳,空气新鲜又安静,铺些柴草,坐着,躺着看书,累了,睡一觉,醒来再看;春夏秋季,塘库旁的田间小道,绿树成阴,凉风阵阵,鸟语花香,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不经意间,我发现了这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告诉了另一位孙姓同学,于是,我们俩成双结伴,带上干粮,一大早便来到此处,天黑方回,难怪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年课,竟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这么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在这里,我们不受老师授课的限制,自由安排,针对各自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各个击破,学习上突飞猛进。后来,我考取北大中文系,孙姓同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父母争了气,为学校争了光,引镇中学也算放了两颗大大的卫星。

学校有个习惯,明天考试或者测验,今天晚上授课老师必定辅导,辅导内容必与试题有瓜葛。有的同学得了高分就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学习确实了得,不然怎么能得九十多分一百分呢?可惜的是,该校老师并不参与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真正考试时便露出了马脚。我对于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做法不屑一顾,每每冷嘲热讽。老师就说我轻狂,“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才咣当。”

1985年,我以531 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绝对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村子里打了锣,乡亲们奔走相告,说那是天子脚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呆过的地方,了不得啦,祖上烧了碌碡粗的高香,几辈子修得的福分,出了人中龙凤,亲朋好友邻里乡党脸上都有光彩。父亲更是喜上眉梢,一改以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脾性,割肉打酒,几次在家中大宴宾客。

1985年8 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带着简单的行囊,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盼,独自一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年,我一十九岁。

临行,亲戚朋友为我送行,走到村口,我叫他们回去,送人千里,终须一别,况且奶奶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行走不便。他们也答应不送,挥手言别。我继续前行,走过一段,感觉身后有些异样,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就在身后。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入脑际,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穷酸秀才梦寐以求飞黄腾达的捷径。我,一个来自大西北穷乡僻壤的山村穷小子,一旦踏上京师的土地,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掐掐鼻子,撕撕耳朵,疼疼的不是梦境,于是心中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首都,共和国的心脏!我在心底祈祷,但愿自己不是这繁华都市的一位匆匆过客,更不是南柯一梦。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更来不及欣赏京城旖旎的风光,放下行李,急忙来到天安门广场,拍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捎回家。

军训之后,学校正式开课了。我的专业是汉语语言学,研究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老师们是蜚声中外的,而专业课却是枯燥无味的。在我的意识里,中文就是文学,与中小学学过的语文是一码事,只是到了大学,故弄玄虚,叫法不同罢了。我喜欢小说,故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后无论搞文艺创作、文学批评抑或其他文字工作,都是我所钟爱的,岂料语言与文学根本就是两回事。孔乙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而今,距离孔乙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老夫子的不懈钻研,“回”字可能已经发展成八种写法。中学里,语文老师从未讲过,可见,偏远中学如何孤陋寡闻,对大学课程的设置又是如何陌生。

我们的班主任张猛老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的研究生,现已移居日本。他曾在一次班会上告诫我们,学习、研究语言要耐得住孤寂,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有坐坏板凳的精神,则必成大器。

尽管专业课很乏味,但一些老先生的讲课依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九盈的《古代汉语》风趣幽默,王理嘉的《现代汉语》一丝不苟,裘锡圭的《古文字学》高深莫测,唐作藩的《音韵学》晦涩难懂,陆俭明的《语法研究》简明扼要,许嘉璐的《训诂学》触类旁通,郭锡良的《汉语史》有板有眼,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考证枯燥,王扶汉的《易学研究》不知所云……

最有趣的当属叶蜚声老先生。对于叶老,同学们久闻大名,不见其人。想像中的叶老先生必是鹤发童颜,白发飘逸,神仙一般的人物。一天,上《理论语言学》课,铃响了,一位边幅不修,衣冠不整的老者走进教室,同学们以为打扫卫生的工人师傅来了,纷纷将废纸、果皮等垃圾拿出,不料老者却走上讲台,同时以多种外语讲授“比较语言学”,这才知道老者竟是人如其名的叶蜚声教授。

还有一次,是初冬季节,同学们相约去燕南园欣赏落叶,却看见叶老先生在储存大白菜,大家很奇怪:解放前已蜚声海内外的叶老先生咋还吃大白菜?问之,答曰:“旧社会老师月俸一百块现大洋,那时一块大洋可买大米一袋;而今老师的工资每月二百六十元,可买八十斤黄瓜,将老师吃得满脸菜色。”

入学之初,有一门公共课《中国通史》,上大堂,好几个系几百人挤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坐在后排,既听不清,又看不见,而且都是中学时学过的,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倍感无味,就经常逃课。到后来,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教室竟只剩下寥寥五六个学生。老师不动声色,依然照本宣科,我行我素。我们以为老师平和,颇有大教授的风度,但期终考试却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当头棒喝。他全考讲义,照教科书内容答题者一律判错,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不及格,我也仅得55分,放寒假后提心吊胆,春节都无心思过,操心第二学期补考。

在北大,累计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取消学位。有了《中国通史》的教训,同学们再也不敢妄自托大,以后凡是必修课,无论如何乏味,均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记好笔记,给足老师情面,唯恐某些老师心胸狭窄,打击报复,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丢了学位,寒窗苦读,付之流水。

“清华如花羡云端,北大秋水隔婵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大崇尚科学民主,对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学生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许多学者以能在北大演讲为幸,甚至连一代大侠、武学宗师金庸先生都曾喟叹平生做过三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北大讲学。我等农家子弟,鲜有家学渊源,业余爱好极少,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公共课等必修课程外,把不少精力和时间投放到选修课和各类讲座上,以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

可惜人生没有未卜先知,倘能预测以后要从事杀猪卖肉的行当,求学之际,就该选择“中国屠夫学院”,苦心钻研开膛破肚、剔骨、剥皮的技艺,这样以后开店会更专业。即使不幸考上了北大,也不必每日“帮、旁、并、明、非、敷、奉、微”的瞎捣鼓,节约出时间,多与学三食堂的大师傅们亲近亲近,先取得感性认识,免得后来走了不少弯路,折了老本。

引镇中学有一位老师是鸣犊镇嘴头村人,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过几年俄语。大众场合,对党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修理地球多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改行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该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地方口音浓重,同学们戏称“口头英语”,简称“口语”,讲起英语,假洋鬼子略知一二,真洋鬼子可听不明白。高考时我英语成绩之所以不错,是占了不要求听力的便宜。到了大学,这种哑巴英语很不合时宜,老师讲课,几乎不知所云,一度曾经灰心,所以选修日语,希望听、说、读、写从头学起。

有一位青海民族学院的进修研究生,叫程凯,日语很流利,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北大对进修生又不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被其精神所感召,常常上课、自习帮其占座位,又通过同学关系在数学系帮他找到一张床位,而在日语学习上,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还认识一位日本人,叫菅健,来自东京大学,很有优越感。他研究中国文化,在学习上我们取长补短,我辅导他汉语,他教我学日语,顺便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尽管信仰不同,却非常投缘。一次,我鼓足勇气,问了他一些我在肚子里憋了许久的问题:“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小日本鬼精鬼精,笑而不答。

“你到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学会了睡午觉。”

“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在日本赚钱,来中国生活。”

…………

我愕然。

那时大学门槛高,尤其像北大这样浪得虚名的学校,每年在几百万毕业生中挑人,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名校,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的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使万分之一跨进校门,也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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