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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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人知难而退，无功而返。
尽管遇到了烦心事，第二天，门还得照开，生意还得照做，权当给交警们挣钱吧！事既已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得石头，你能奈他何！只有把银钱看淡，折财免灾，打掉的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也是中国如我这般老百姓的处世哲学。
约十时许，一辆红色面包车停在我肉店前不远处，奇怪的是车上的人没有立即下车，像在等待着什么。
“大热的天，坐在破昌河车上，既无空调设备，通风条件又不好，这帮人不是脑子有病，便是在捂蛆。”我暗自寻思着，本打算前去探个究竟，转眼一想，“如今这年头，人心不古，好人难当，有时好心反被当作驴肝肺。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一身麻烦，自找嘴揋地。”如此想着，便与妻子忙着生意，并未过分在意。
不知过了多久，车上的三人方才下来，在隔壁食堂吃完饭，一人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径直来到我的肉摊前。其中白白净净，长相相当帅气的小伙子，随手递给我一支“祝尔慷”牌香烟，说：
“陆老师，你好！我们是西安电视台专题部《关注》栏目组的，想对你作一个专题采访。”
接着，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将如何受制片人委派，拟拍摄一部关于在新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题材的专题片的想法一一道来，希望我能配合支持。
一声“老师”叫得我万分尴尬。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听人如此称呼于我，很不顺耳，更不习惯，连忙摇头摆手：“不敢当，担当不起，实在惭愧！叫声‘卖肉的’蛮好，如今杀猪卖肉是行家里手，尊声‘师傅’就算高高地抬举我了。”
“祝尔慷”香烟两块钱一包，批发价一块七毛五，在我的周围，烟瘾大而又挣钱无门的贫下中农、下岗职工同志们都抽此等劣质香烟，该香烟因为价格便宜实惠而得名为“农民烟”、“下岗烟”，想不到堂堂电视台大导演，拿薪金、吃官饭的，居然也与我这个杀猪卖肉的同属一个档次，亏他能拿得出手，传将出去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此人不是烟瘾奇大，便是老婆掌管财政大权，“妻管严”严重，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一支劣质香烟，还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依照常理，听到这些，我一定会受宠若惊，沉默了许多年，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仿佛即将沉入海底的人，一眼看见了救命的稻草。
岂不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我一把年纪，黄土都埋到了腰身，早已是心如止水，不再奢求。
记得新千年的春天，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我的境遇，曾打来电话，要我将有关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他将通过该报驻陕西记者站，直接在省上解决我的问题。
我也曾为之动心，只要端上国家的饭碗，轻易不会打碎。思忖再三，一是怕同学鞭长莫及，远水难解近渴，怀疑同学的能量，现在看来，这一点是多虑了；二是担心欠债，倘落下人情债，一辈子也难以还清，行将就木之人，最不堪心理重负；其三，有坐轿的，便有抬轿的，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我早把这一切看淡了。况且生意不错，收入凑合，生活还算安静，权衡利弊，半斤八两。“唉”的一声，也就罢了。
想不到几年之后，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找我，虽然初次谋面，素昧平生，然而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境遇，令我大发同病相怜之感慨，于是，相聚一家小餐馆，四瓶啤酒下肚，顿时豪气干云，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托的关系托了，不找的门路找了，反倒欠下一屁股人情债。我这辈子是无能力偿还了，只有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至于“擦皮鞋的工程师”依然在街头擦皮鞋，其中另有隐情，牵扯个人隐私，不便一五一十逐一道来。
见我始终无动于衷，电视台的同志索性坐了下来，拉开架势，准备打持久战，展开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从后来的深入了解中得知，那个所抽香烟与身份极不相符的小伙子叫伍伟，摄像记者，MBA ，广电部磁带厂下岗职工，在电视台应聘，打工一族，写到这里，就不难解释抽“农民烟”的缘由了；女孩叫崔小羽，长得很甜，为编导；还有一位是司机，叫张建潮。
三个人红脸白脸，行当齐全，他们一唱一和，轮番上阵，不厌其烦地开导、引诱我，像烫手的山芋，吞不下，丢不得。时间久了，见我不为所动，转而进攻我的妻子。我担心妻子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摆手摇头使眼色又视而不见，时间久了必然露出马脚，心中一急，吼了一嗓子：“别理我，烦着呢！”
他们忙问何故。我信奉“指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己学勤谨”。自己自作自受，不忍心将不相干之人拉下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但终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缠，遂将部队给养员如何借我的摩托车，如何被交警扣了，几个人又如何去交警队要车无果的情形诉说了一遍。
“车是新的，磨合期还未过。”我最后补充道，“停放一天就是二十元，是我卖一头猪肉的利润。”
“走，我帮你要！”伍伟说话斩钉截铁。
“有熟人吗？”我担心地问。
“还用熟人？”伍伟非常自信，“你忘了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将信将疑，稀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交警队。
我走在前面，伍伟扛着摄像机紧随其后，崔小羽拿着话筒，准备录音，一帮人装神弄鬼，煞有介事。
不愧是交警，手不忙，脚不乱，马路上练就的功夫，活学活用，立即运用到人际关系上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同凡响，放到常人身上，不摔个大跟头才怪哩。
警察毕竟是警察，颇有军人作风，一个电话，平时很难见面的队长立即便到了，忙不迭地递烟，买矿泉水，还准备请客吃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伍伟脑子转速也高：“又不是拍英雄事迹，吃什么饭？！”
还是队长有绅士风度，喜怒不露声色，始终面带微笑地陪我们抽烟、聊天，同时马上指派专人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又到一公里外的停车场取车，手续简洁而明快，自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停车费。
在被扣的数百辆机动车中，我是第一个没有依靠熟人关系，正大光明地将车要了出来，而且手续从简，一切有人民警察代劳，未发生任何费用，可以说在“要车史”上是一个奇迹，史无前例，应当永载史册。
自从学校毕业，一脚踏入社会，好久未尝“第一名”的滋味了。那种感觉，何其美妙，以至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点，从对待顾客的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来。顾客们都说，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态度和蔼多了，话也多了，脸上有了笑模样……
从贴身感受中，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无冕之王”的厉害，明晓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从而改变了对媒体固有的成见。
出于对西安电视台的感激，也出于对伍伟他们工作的支持，我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上午依然开门营业，他们拍摄场景资料，下午关了门，则陪同他们回老家，走母校，见同学，逐渐拾起早已散落的记忆。
我一直纳闷西安电视台的编导们如何得知我的情况？又如何转弯抹角，七扭八拐地辗转找到我的肉店？像我这样一个形象欠佳，边幅不修，除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老式眼镜之外，外形与其他屠户并无太大的差异，都是手上油腻腻，身上脏兮兮的，连沿街叫卖《华商报》的报贩子都知道我目不识丁，在我的门前叫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而省却了唾液。而我，自从做了屠夫，一直羞于提及北大，唯恐没出息的弟子辱没了母校的声誉。大家都知道，我是卖肉的，连幼儿园的阿姨都把我的孩子叫做“卖肉娃”。
事后才得知，燕导他们一帮人，为了弘扬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在长安某机械厂拍摄专题片。该厂厂长李某某是我中学同窗，他们厂开发、生产的绞、切肉设备，我购买过一台，用着不错，曾在同行之中推荐介绍，卖出过不少，于是李某某知道了我在卖肉。拍片之中，涉及新产品开发推广，自然而然地提及了我。这样，李某某在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出卖给了媒体，才有燕导他们来我店里明察暗访的一幕。
经过剪辑、整理，西安电视台于2003年7 月24日晚上十时半，播出了题为“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专题报道。
因视觉媒体的局限性，加之播出时间较晚，大部分观众已经进入梦乡，所以节目播出后，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恰为其他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反让《华商报》拔了头筹。后来，当人们提及“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都知道始作俑者是《华商报》，而鲜有人知是西安电视台首先“关注”。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举，伍伟一帮人始终耿耿于怀。
二新闻冲击波（1 ）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要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２０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１９８５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 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２０００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