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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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个实验（1975）。
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参照组。
第一程序：实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处可逃。笼子里面还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苦，但不会伤害狗的身体。实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出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仍然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实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除了短暂时间的惊恐外，实验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脱的环境中，实验狗连试一下的愿望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实验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地从有电击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舞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的光辉，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已，是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是身处狱中，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就像《美丽人生》里给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而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体制化，不像实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任凭无休无止的电击。对于安迪来说，肖申克监狱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我们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他积极生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如马斯洛在《洞察未来》中写道，就算是面对死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学家布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回忆录都证实，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过得非常糟糕。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亡的边缘，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额外所得。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不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用来挖地道的”或像《美丽人生》一样是“用来做游戏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本章字数：2883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31：31。0＇
　
　2006年，失踪八年之久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获救。奥地利警方8月25日对她进行了DNA检测，并公布了她在绑架者寓所的悲惨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时年十岁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失踪，奥地利警方由此展开大规模搜救活动，但毫无结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来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酸葡萄”与“甜柠檬”
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开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八年期间的生活内幕。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看来，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当然，娜塔莎的这个逻辑我们在许多场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说，那些因为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岁月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
娜塔莎的具体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她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六位银行职员当人质。六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A。　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条件B。　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条件C。　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条件D。　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显然，被绑架的娜塔莎具备上述条件。八年前她被绑架时只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从此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更倾向于接受绑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与无处可逃的暴力。即使偶尔能在户外行走，也不能掩盖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对于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地下室里的乌托邦
以下这段独白表明，娜塔莎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下室，更心存怀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们（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间屋子，并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里装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外公开。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工作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或电视，和他聊天，然后做饭，就是这些，一年又一年……”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在1998年将娜塔莎诱拐进大篷车里带走，随后开始对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监禁。有报道称，这所房子被当地人称为“金库”，因为这位通信技师为它配备了非常好的安全警报系统？？这幢房子像美国的金库一样易守难攻。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车库下面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仅六平方米大，房门由金属制成，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莎插翅难飞。
意味深长的是，娜塔莎曾经透露普里克洛皮尔逼她称自己“主人”，并沦为他的性奴。由于绑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后卧轨自杀，我们无从知晓他绑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密室里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的包括权力与梦想的王国，一个他享有绝对权威的美丽新世界。
在绑架中体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五十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自由的监狱，并在出狱后，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她在院子里的偶尔走动甚至给人留下一种在“开明专制”中生活的印象。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望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报之以怀旧的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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