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东这番话含有深刻的哲理。那位领导干部没有很好领悟毛泽东的教诲，后来没有过好“两关”，犯了错误，摔了跤子，一直感到心中有愧。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保持荣誉，还要反对自满，要“自己不满意自己。”＇21＇这也是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他在《致陈毅》的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自己满意的”。“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22＇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中说：“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三十五年啊！”我们要珍惜和保持荣誉，就要学习毛泽东这种谦逊不满意的思想。
毛泽东还认为，不能把荣誉与资格、职位等同起来，资格老，职位高，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今天，更不能说明未来。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而应靠正确，靠真理，靠为人民服务吃饭。他说：“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糊涂事，讲了一些混帐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职位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不能原谅。”这说明，任何躺在过去的功劳簿、荣誉簿上居功自傲的思想，都是与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格格不入的，都是很危险的。真正珍视自己荣誉的人，应当牢记“满招损，谦受益”这一真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荣誉的获得作为继续为人民做更大贡献的起点和动力。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上的致祝词中所说：“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毛泽东对英雄模范人物如何保持荣誉的论述，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再次，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表现。说实话、办实事，是做人之本。毛泽东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23＇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实话、办实事，不讲假话，不图虚荣。
毛泽东还认为，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应当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24＇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农村工作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严重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他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检讨错误，说“我现在的心情是‘域有流亡愧俸钱’”，并为纠正错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花了很大力气采取了种种措施。60年代初，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并身体力行，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提出反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亲自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试行中注意听取反映，虚心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修改草案中改变了保留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原规定，他说：“不利于生产的食堂非散伙不可”，还提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能正视几年来发生的严重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并重新提倡实事求是原则，努力纠正错误，是难能可贵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今天，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肯定他在60年代初不断纠“左”过程中所提出的正确思想和措施，肯定他所作出的贡献。
再次，“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也是如何保持荣誉的重要条件。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1939年他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说过：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天。他还说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毛泽东活一天就学习一天，他几乎是在自己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学习生活。
毛泽东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一再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5＇他强调学习中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建国后，他多次提出再学习的问题，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多次指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1955年3月3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指出：“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近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26＇并表示要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和认真研究。
由上可见，学习是为人民服务，保持荣誉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等重要任务。如果不学习，就会赶不上时代，不能前进；不学习，就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胜利；不学习，就要犯错误，做有损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不好务。总之，只有学习，只有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前进，才能永葆荣誉。
正确对待屈辱的考验和挑战
王恕焕
在进退、得失、荣辱、毁誉之间，无论古人今人都有许多能善处之的。单就屈辱这一面来说，也是有两重性的，笔者在前面已作过简略的分析。屈辱既有使人激愤、奋进、化辱为荣的积极因素，又包含使人沮丧、颓废、悲凉，从而一蹶不振，不能自拔的绝境。因此，正确对待屈辱，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同样是蹉跎失路，“落魄不隅”，而气常自若者有之。如白居易说：“无事日月长，不霸天地阔”。韩信青年时期，落魄乡里，有人奚落、嘲弄他，致受胯下之辱，但他却“得失何当宠辱惊”，终成“将略兵机命世雄”，荣膺汉代开国功臣之一。司马迁是人们所熟知的。他遭受极大的屈辱，不仅因此下狱，而且受以腐刑。但司马迁为了继承父辈的史学事业，他忍辱负重，用20年的时间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学巨著《史记》。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在“文革”中处于“四人帮”严重迫害、损志辱身的困境，仍引吭高歌：“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的这种轩昂磊落，达人大观的风度，又何其壮哉！
当然，历史上对屈辱、逆境不善处之的，也不乏其人。其中，带典型的有唐代诗人孟郊。孟郊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成进士。他对名落孙山，感慨万千，伤心流泪。在《再下第》诗中说：“两次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在一首赠别友人的诗中又说：“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在孟郊看来，天地虽宽，但到了几乎无以容身的地步。项羽兵败垓下，这无疑是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一生中极大的屈辱。他承受不了这一屈辱而走上自杀的绝路。唐代诗人杜牧对此有一番颇有精辟的议论。杜牧认为：“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兵家胜败难于预料，即使失败，含垢受辱，忍小就大，也是英雄本色，何苦悲观绝望，自刎乌江？何况，江东子弟多英俊之才，如果重振斗志，渡江以谋东山再起，是有可能转败为胜，死里求生的。同样，苏轼在《论贾谊》一文中，也有类似杜牧的观点。苏轼认为：“贾谊王者之佐，惜乎不能自用其才”。其表现是：一、不善处“穷”，也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逆境；二、受不了怀才受谤的屈辱，不能“忍小就大”；三、不能等待时机。“一不见用，焉知终不复用”？在一时不受重用的情况下，便忧愤而死，实在是“志大而量小”。项羽的失败自刎是发人深思的。毛泽东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曾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成的。
对屈辱的人生逆境考验和挑战，毛泽东说“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把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13个人，叫到自己的家里，搞了一个聚餐会。毛泽东先讲了一大段战国时张仪和苏秦两个纵横家交谊的故事。说张、苏二人本为同学，苏秦先在赵国做了相国，张仪却在楚国混不下去，跑到赵国来投奔苏秦。苏秦怕他在赵国依靠自己，安居下来，不求上进，做不出大事，便有意冷淡他，使张仪决心要赌气到别的地方去，苏秦又暗中出钱并派人把他送到了秦国，还为他打通了升官的各种门路。后来，张仪果然在秦国当了相国，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这时，苏秦派来帮助张仪的人对他讲了实情。讲完后，毛泽东把自己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体会告诉聚餐的人们：“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说开自己的历史：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的，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也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指《战争论》——引注）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