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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2部分

小说: 毛泽东的人生哲学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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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民说》的影响。
在东山小学,他还在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的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当年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10'毛泽东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在离开东山小学前给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深受他的启蒙老师杨昌济的立志修身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杨昌济,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共10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当时改名怀中。1913年他学成归国,任教于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论语类钞》第一编“立志”中的“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条,就讲道:“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夺矣。”“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其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11'杨昌济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别喜欢毛泽东。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过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12'他还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当代英才”。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杨昌济的学问和品德,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陈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老师家去聆教,或讨论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纵谈天下大事。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有志青年,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强调“要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14'还说,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里说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亦即他当时讲的宏伟理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要为劳苦大众主中国大地之“沉浮”。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 
王恕焕 
什么是“立志”?毛泽东认为,所谓立志,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在1917年8月27日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5'在毛泽东看来,立志有“一种模仿性”的立志,“不过是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立志也。”有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毛泽东把救国救民和求学读书、掌握真理紧密结合起来,而且高度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立志和实现其志而斗争,也就是为追求真理和实现真理而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
毛泽东求学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把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起来,是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他说过:“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6'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以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艰苦探索。他在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的半年自学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自修计划进行自学。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从早之晚,读书不休”'17'。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学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
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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