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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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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到、写得出、看得懂,这是李宗吾写文字的三个要件。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只知道要把心里想的写出来,完全不考虑什么文法,也不去想什么文言白话。人家看了,问他:“写的是什么文体?”他很爽快地回答说:“厚黑式文体。”
李宗吾从来都不避讳自己对把八股文的偏爱,一直都谦虚地承认,虽然自己埋头学习几十年,但也只能算是从八股学校修业,还算不上毕业。他认为,章太炎的文字,属于韩慕庐一类的八股;严又陵的文字,属于管韫山一类的八股;康有为的文字,属于“十八科闱墨”一类的八股;梁启超的文字,属于“江汉炳灵”一类的八股……而他自己的文字,则不过是小试场中的截搭题一类的八股。
                  又下岗了
从1927年到1934年,李宗吾先后在刘文辉、刘湘的军中担任顾问及编纂委员,同时还在四川大学做兼职教授。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随即,蒋介石、刘湘开始着手整顿川省军政,李宗吾改任省府政闻编审委员。1938年5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撤销政闻编审委员会,另外成立一个编译室。这个编译室包括李宗吾在内只有五个人。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李宗吾失去了他的“甄子”。
这一次,李宗吾彻底退出了官场。
厚黑教主下岗了,原因是什么呢?
李宗吾有一位同事名叫徐庆坚,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情时,终于揭开了谜底:当时紧缩编制,某人乘机设法改调;某人乘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人兼任了一家机关报的社长;徐庆坚自己则兼任了另一家机关报的总编辑,因为老乡朋友帮忙留了下来。这几个人里,李宗吾没有某主任脸厚、不如某新检所主任心黑,既没有跑路子也没有找关系,离开的人自然就非他莫属了。
却原来,厚黑教主下岗的原因,竟在于他不黑不厚!
然而,这不过是“下岗”、失去“甄子”而已,李宗吾那时候却并没有离开成都。直到1939年3月,李宗吾在他六十大寿时发表了《厚黑教主六旬晋一正文启》,被当局以“危害世道人心”为由下令通缉。4月,他由省城悄然返回故乡自流井,隐居小竹湾。
从1909年接替王简恒担任富顺中学校长,1911年被四川提学司调任为小学检定员,1914年出任富顺县视学、随后调任省立第二中学(今江油市中学)校长,1915年任四川省视学,1918年任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1921年再次出任省视学,1927年当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董事……一路走来,李宗吾曾经两次去官返乡。这一次,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寂寞思想家的海外扶桑国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李宗吾有一个叫王善生的学生常常看到老师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发呆。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王善生都会走过去和老师打招呼,跟他攀谈。
有一次又在公园见到老师,王善生问:“先生,您读书渊博,思辨精辟,为什么不融经铸史、驰骋正轨,偏要骖情孤癖,独遁左道呢?先生说的厚黑两个字,不过是玩弄逻辑,混淆训诂。”
李宗吾回答说:“你说我走的是左道,却不知道这正是我的达道。所谓的达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为刘邦,为了要当皇帝,可以目视父母就烹而请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为了要当皇帝,忍于杀兄杀弟。三等则南奥赵佗,始欲割地自雄,终而俯首就范。第四等则虬髯客,远走高飞,自辟一国。你所称的大学者,融经铸史,不过为一二等英雄耳,且他们正是为一二等英雄涂脂敷粉。三等学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说,自以为割地矣,其实一如赵佗,如不俯首就范,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后,终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学术领域,皆无我插足之地。我不愿为一二等英雄,也不愿俯首一二等英雄,我只好远走高飞,不与人争道。你知道么?厚黑学者,我之‘海外扶桑国也’。”
一番话,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如此寂寞的思想家。
李宗吾知道自己是成不了经世济用的大英雄的,也知道自己绝对成不了为大英雄涂脂抹粉的学者,于是,在看透了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之后,选择了寂寞。
热闹从来不属于真正的思想家。
老师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他的学生:王善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读书认真、治学严谨,而且终身勤勉、低调。
                  因材施教:快速成名有秘诀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国就有三分一的领土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华中、华北的日军对南京形成了半包围状态。迫不得已,南京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于是,四川迎来了近代史上一次浩大的移民潮,内迁的移民中,不仅有政府官员、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还有文化名人、西上求学的学生、产业工人和难民。
这些人里面,有一位名叫南怀瑾的年轻学生,他入川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武功打日本人,所以到成都后,遍访武林高手,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少城公园。少城公园是成都各进步团体演讲、演出、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地,当地贤达爱在那里聚会摆龙门阵。当时,“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像一个古代人”的李宗吾因为考试制在四川被全面肃清,闲来无事也常去那里喝茶,南怀瑾很快便和他认识了。
李宗吾是1879年生人,南怀瑾是1918年生人,两人差着近40岁。李宗吾那时候的习惯,和人喝茶摆龙门阵,三句话不离“厚黑”,跟南怀瑾交往也不例外,一来二去自以为熟络了,就把一个“快速成名”的秘诀告诉了这个后生小子:
“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将来是会有作为的,不过,我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骂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浑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
几十年后,南怀瑾已经很出名了,但还是很谦逊地自认为没有按照李宗吾的这个办法做,算不得成名。不过,估计当时在旁边听的人比较多,以至于这个“秘诀”被泄露了出去,被一些有天赋却又没有正式向他磕头的“厚黑”弟子偷学了,结果几十年来用此方法出名的人层出不穷。
但按照“厚黑”三境界来推断,这些人只到了“做得说不得”的境界,不过刚刚入门,却不肯下功夫继续深造,偷师学艺,完全没有将“厚黑学”琢磨明白,才得了些皮毛就急不可耐地“扯大旗当虎皮”,出来闯荡江湖了。
                  南怀瑾:找李宗吾借钱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李宗吾和南怀瑾认识两年后,他们的另一次和银钱相关的交往。
南怀瑾因故去自贡,办完事情后发现身上没有盘缠,回不了成都,一时很是着急。后来,想到这里是李宗吾的老家,便问着路找上门去。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时候,李宗吾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连当地一些奸商痞子也时不时地骚扰他,所以,一见南怀瑾这个从成都来的“下江人”、有为青年,真是又意外又高兴。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马上安排家人去院子里抓鸡、去河里捞鱼、去园子里摘菜,做了一桌子低碳环保纯绿色的正宗川菜招待来客。
南怀瑾吃了饭喝了酒,便开口借钱:“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
李宗吾问:“缺多少?”
“十块。”南怀瑾说。
李宗吾听了,站起来转身进屋,一会儿拿了一个包袱出来,递给南怀瑾。
南怀瑾掂量了一下包裹,感觉里面不止十块,就问:“是多少啊?”
“二十块。”李宗吾说。
南怀瑾赶忙说:“多了。”
“你拿去吧。”
“我不晓得啥时候能还。”
“用了再说。”
南怀瑾不再推辞,把钱收下。果然,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还李宗吾这二十块大洋。
南怀瑾后来撰文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结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假设我们自己是行走江湖的好汉,到了卖马、当锏的落魄境地,猛然想起此地有一个见过两面、不生不熟的故交,惴惴不安地上前叩门,饥寒交迫、面有菜色地站在人家面前,心里还生怕人家关门放狗,人家却迎上前来就是一个拥抱,然后牵手领进大堂,端上鸡鸭鱼肉招待,青梅煮酒,历数天下英雄,慷慨说起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是何等畅快的事情?更何况走的时候还扔来一个装有银钱的包裹,呼着:“兄弟尽管拿去便是,还字休提。”
这样一来,自然会心生豪情,忍不住又想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曾经在多个城市、多种场合开展过的关于“侠义”的讲座,像《孔庆东看金庸小说中的侠义》、《侠义与人文》、《儒家文化与侠义精神》等等,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侠”不只是武艺超群、劫富济贫的人,更是思想品质无与伦比的优秀的人,在他心中装的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奉献精神。真正的侠,从小事做起;真正的侠,隐姓埋名;真正的侠,忍辱负重;真正的侠,无私奉献;真正的侠,舍己为人;真正的侠,胸怀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宗吾是完全当得起这个“侠”字的。
                  执手相看泪眼
1938年,复旦大学“八怪”之一张默生到了重庆青木关,一天,他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厚黑学》,信手一翻,便被吸引住了,于是买了一本回去细读。读得酣畅淋漓,又去买了李宗吾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等,并于当年8月,给李宗吾写了一封信。
张默生当时并不知道李宗吾的地址,便把信寄给了经常发表李宗吾文章的《华西日报》,希望报社能转递。既然是转递,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对方能不能收到也未可知。所以,信发出后,张默然也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转眼到了1940年2月,张默生忽然接到了一封李宗吾从自流井寄来的回信,顿时喜出望外。
李宗吾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早收到了,非常感谢,但不能破坏我从不与生人通信的信条,你的信我的老朋友们也反复看过,一再催我回信,我这回破例回信,只是迟了半年。
张默生得到李宗吾的回信后写了一封长信回去,和李宗吾探讨厚黑学。此后二人便书信往来不断,除了讨论学问外也互相关心对方的生活,成了莫逆之交。李宗吾还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后面注明:凡读者来信,一律由张默生收转。他告诉张默生,凡读者来信,你可先行拆看,然后转给我。
有一次,张默生劝李宗吾写自传,李宗吾回信拒绝了,他说:“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可写自传,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话虽这样说,李宗吾最后还是写了两万五千字的《宗吾自述》给张默生,为张默生写《厚黑教主传》提供了可靠资料。
张默生第一次面见李宗吾,是在1941年12月初的一天。
那天,张默生正在房中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还有人大声在外面说:“厚黑教主来看张默生!”张默生急忙去开门,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翁领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寒暄之后,知道来人果然是李宗吾,那年轻人是他的孙子。神交已久,初次见面,二人都惊喜莫名。酒饭后,张默生把李宗吾祖孙二人安排在青木关的旅馆中,天天到那里去找李宗吾,上下五千年、国家、个人、学问、著作,无话不谈。张默生在复旦大学任教,复旦大学迁到四川后校址在北碚,张默生每周要从青木关去北碚上三天课。每逢要去上课,张默生就打算请假陪李宗吾,李宗吾说:“我陪你去北碚,我在那儿的旅馆等你,课余时间你到旅馆来谈,上完三天课后我再陪你回来。这样,谈话上课两不误。”两人于是就这样相处了七八天。
张默生再次见到李宗吾,是在1943年春天。
这一次,李宗吾是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之邀,到北碚来讲学的。好友再次相聚,更是无话不谈,张默生几乎天天请李宗吾到家中吃饭。不过,这次见面张默生发现李宗吾只是喝酒,很少吃饭,人也苍老了不少,便劝李宗吾回乡静养。李宗吾接受了张默生的劝告,二人分别时,执手相看泪眼,很是恋恋不舍。
张默生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驾!”
李宗吾感激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
这是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年秋天,确切地说,就是194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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