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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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在18世纪很流行，长时间里都有人质疑是否可信。现在的共识是，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是基于许多真实材料上，但为了统一成一种叙述方式，麦克弗森改了名字，通过自己的润色大大改编了原著。”他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显得如此优雅。
仅仅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文学价值，就好像片面看待他其他方面一样，都只考虑了一半。写这样一部显示他中文修养的作品，他自然会有意识地同时模仿英文和中文的文字风格。巴恪思作品同期流传在北京同性恋文人中的《花谱》，就是这种叙述文风的一个例子。这些文章多和《DM》一样，是作者以自己曾“猎获”的对象为线索，结构松散。在评述心爱的戏子伶人时，刻意表现自己的独特眼光以及高贵的社会身份。巴恪思居住在北京期间，这种文风十分盛行，巴恪思在写这部颇有自恋意味的北京自传时采用这种写作方法，也不奇怪。
在中文版《DM》的序言中，小说家、译者王笑歌也谈到了巴恪思在中国文学传统的位置。她认为在本书情色冲击的表面下，隐藏着中国式的“黍离之悲”。从这个意义上，它和情色经典作品《金瓶梅》颇有相似之处：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我们非常欣喜能将这部传记最终付梓，巴恪思生前十分希望能够出版它。我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还他以公平，这是休·特雷弗…罗珀从未做到的；同时证明，从同样一系列事实上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本书的意义，巴恪思用无法模仿、理据充沛的语言为自己的作品做了最好的辩护：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
——Derek Sandhaus
（Decadence Mandchoue Earnshaw Books）出版公司编辑
译者序（1）
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和译者一样，经历下面的阅读之旅：初则为其深度、广度惊人的情色信息冲击，感觉天翻地覆，心、脑茫然；大浪涌过之后，留于心底的，却是中国式的黍离之悲，它纯粹而灵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着过誉的危险，译者愿意把《DM》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个部分，讲述译者的所见所感。一、 名人之性爱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兽行事，形式丰富多彩，描写明确直白，译者估计，全本的《金瓶梅》也不过如此。乍见之下，实在震撼。
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些性事、爱事的主角常常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上的名人。
作者着墨最多的乃是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五十年的人物，乃是此书的女主角。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即是对于慈禧性生活的描写。慈禧的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与之相偕出镜次数最多的，正是本书作者。此人系英国爵士、学者，一生中的大半时间工作、生活于京师（后改名为北平），1944年七十一岁时在此离世。作者曾为《泰晤士报》、北京大学、英国领事馆工作，出版过学术和通俗著作，因此亦非无名之辈——虽然在此前，译者并未听说过此位人物。与作者“同情”诸人之中，最著名者，当是清廷重臣荣禄。虽然书中并无正面描写，但是二人的精神、肉体之爱亦反复被提及。
清室的几位皇帝也各有特点。嘉庆喜好同性，横死之时，正与男宠行事；同治出入风月场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绪亦有同性之好。
因为本书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庆、光绪故事尚属耳闻，作者亲历的喜好同性或双性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位。宫中众位太监，如李莲英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几乎都乐于此道。作者并提及其他古代、当代的名人同好，如王尔德、米开朗基罗、苏格拉底、恺撒、黎留塞主教、张勋等等的此类轶事，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如此种种，可以概括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这些人并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们此前对于他们的认知，总是局限于比如说慈禧的政治举措、苏格拉底的言辞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尔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间多有流传，但只是涓涓细流，今日忽而成为汪洋大海，难免令人恍惚。读者看惯了虽有圆缺、却总归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笼罩，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书与《金瓶梅》情调有种种相似，这是最夺人耳目的一种。如所周知，《金瓶梅》作为情色作品的名气实在太大，掩盖了其杰出小说之名。读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会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爱。
不过，再震撼的景致供应过量之后，也难免令人疲劳。所幸，本书的性爱作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现的时代一样颇有可观之处。二、 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译者序（2）
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以光绪皇帝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压之下的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行止值得关注。本书作者叙及两次与他相见，时间不长，却亦展现出其人性格。从光绪之言语、神态判断，其确知本书作者与慈禧的暧昧关系，但是交谈之间，光绪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词暗示，并不明言——应该是无此胆量——对于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诺诺之态难以掩饰，所以译者有此推测。不用说，慈禧及其手下对于光绪非常轻蔑，李莲英即曾在背后直呼“载湉”，本书作者也以“乡下人”蔑称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在慈禧眼中，光绪更是无知儿童一般，不妨当面斥责、呼来喝去。矛盾的是，慈禧诸人完全认同皇权。他们心目之中，“当今皇上”无用，“皇上”之地位却是至高无上。所以，慈禧对于光绪总是称呼“皇上”，仅有一次，恼怒之下，“贱骨头载湉”脱口而出。反观光绪，其可怜自不必言，但其个性中的懦弱在本书作者笔下跃然纸上：在慈禧背后、面前，他一样全无血性。慈禧手下的太监将其杀害，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也根本没有遭遇抵抗。这个人物在本书中着墨不多，但是作者提供的细节符合人们对于其性格、命运的了解，又有新的内容，因而相当有价值。一斑想见全豹，可见本书作者除了有能力提供丰富的性信息，对于人情事态的描摹一样细致。
与政治高层同样难为人知、却又引人入胜的，是关乎天意、鬼魂的神秘事件。本书中有不小篇幅叙及水晶球占卜、扶乩、通灵、魔鬼附身等等，今人观之，或许难以尽信，但是一百余年之前，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的，正是这些怪力乱神。
其他方面的人情风俗。比如打赏仆佣的例钱，比如市风开放因而少年时的荣禄与慈禧可以相偕赶集，等等，也为本书提供了背景的宽阔和纵深。三、 事实还是想象？
其实，在本文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应该提出。或许，读者也会早早地怀有大大的问号：这些，是否真实？
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本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者大相径庭，读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译者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本书之中，京师的同性恋爱及其交易蔚为大观，涉及人物主要是梨园优伶、皇亲国戚和宫中太监；慈禧性欲极其旺盛，因而男宠众多，常常通宵云雨。这两方面，对于译者——虚度三十余岁，阅读量在同龄人之中不算太小——而言，却基本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这样？先说对于慈禧的认知。人们所知的慈禧，究竟是什么样子？看看下面的文字即可。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咸丰帝妃。满族。叶赫那拉氏。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子载淳六岁即位（年号同治），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杀辅政大臣垂帘听政，镇压民众起义，立光绪，采用洋务派政策，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破坏维新变法，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签订《辛丑条约》，“预备立宪”抵制资产阶级革命。后病死。
译者序（3）
这是权威的辞典《辞海》之1999年版对于斯人的描述。为节省篇幅，“杀辅政大臣”至“资产阶级革命”部分系引者的概括。
这就是现代标准的宣传、教育文字：描述、评价人物，着眼于“群体的人”，即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外在的行为、特征，而对于“个体的人”，即人物之性情、心态、情爱等等全不措意。不可否认，辞典的形式限制了这些文字。然而，更大的限制显然是当前历史叙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学术化的严肃文字，另一极是娱乐化的荒诞游戏。兼得两极之利的作品并非没有，却如凤毛麟角。像“慈禧及满族贵族之性生活”这样的题目，不适宜以学术文字讲述，遂只能堕落为猎奇故事，完全丧失历史价值。在两种路线之外平实地讨论历史人物的性生活，反而成了不正常，这实在令人悲哀。同性恋话题虽然日见开禁，毕竟还未完全进入大众认同的叙事，更是难得见到平实可靠的文字。本书所描写者，在程度上给人过度之感，但是译者缺乏可靠信息与之比照，因而无从确定其真伪，只好存疑。
慈禧与光绪的死因万众瞩目，本书的说法明显只是孤证。通常认为，二人均系病亡，慈禧之死因从未见到异议。近来的研究表明，光绪乃是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但砒霜的来源并无定论。以此论之，本书只是一家之言。作者已逝，我们无法请其提供证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考证。译者认为，无论是否事实，作者的描写细节丰富、且保持了足够的自省，已然具备了独立的价值。四、 黍离之悲
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诗经》某篇以此为名，据说是周人行经故国，见昔日之堂皇宫室尽已成废墟，生满黍稷，遂有人情世事无常之伤痛。
中国朝代兴亡倏忽，转眼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却正是于此种无常之中，体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将要出场，读者正在企盼、想象，作者却荡开一笔，写道：“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这几句所描述的惨状，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处的几十个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华逝去、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