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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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军部来命令要我们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号召解放区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日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这时，我们正召开高干会议，总结前一段经验，便决定提前结束，我同大家共同勉励，立即行动起来，以百倍的努力去争取和完成总反攻的伟大胜列。但是，蒋介石在美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海空优势抢运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央和华中局原来的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的部署，已同这种形势不相适应。同日中央来电改变华中部署，指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
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朱总司令命今日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他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向八路军、菠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投降。我们当即发出《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新四军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命令在我军区范围内的京沪杭甬沿线各地日军立即向我投降，伪军立即反正。但是蒋介石却不准我军受降，命今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形势逼人，瞬息万变，争取先机，稍纵即逝。我们考虑到无论今后局势如何发展，无论是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或准备应付内战，解决日伪问题是最紧迫的第一等任务，因此决定迅速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尽一切方法，力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占领尽可能占领的城镇，对敢于抗拒的日伪军坚决于以消灭。我苏浙部队当即全力出击，从八月十六日起在浙东、浙西、皖南、苏南，从日伪手中先后收复南汇、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广德、郎溪、高淳、宜兴等县城和大小集销一百余处及广大乡村。
根据形势的新发展，中央于九月十九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示我们撤出江南。我苏浙军区部队挟天目山战役胜利之余威，自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有计划地渡汀北撤。北撤前，我们在宜兴张渚召开会议，对留守工作作了具体布置。在苏浙皖边地区组建了苏浙皖特委，下设茅山、太滆、郎广、浙西等工委和若干特派员，配备精干武工队掩护活动，保卫地方党组织，保卫新四军伤病员和抗日部队的军烈属，保卫抗日人民的利益。北撤时向广大群众做了宣传工作，发表了《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成立了各地新四军留守处。在浙东也留下了一批党员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发表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成立了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各地留守处留下的干部在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直到苏浙全境获得解放。我率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在国共“双十协定”签字前，即安渡长江到达江北。第二纵队自杭州湾北渡后在海盐、澉浦冲破顽军四个师和伪军一部的拦截北上。第四纵队自富春江东赶回苏南后北渡，其一部在十月十五日夜渡长江时发生轮船沉没事件，纵队政委韦一平等八百余同志不幸遇难。至十一月中旬，苏南、浙西、浙东的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共六万五千余人。分别到达苏北和山众与兄弟部队会师，共同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从南进到北撤，历时十个月，我们以劣势兵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胜利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毛泽东同志对天目山战役，一方面表扬我们打得不错，另一方面说，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天目山战役的胜利，还为以后北撤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治上使我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更为有理，为了停止内战，我们让出了大片民主根据地；军事上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进行更艰巨、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章苏中战役
第十章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是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中原我军突围后，位于我国解放区东南前哨，与蒋管区心脏宁沪地区隔江对峙的苏中根据地，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七月中句，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区的汤恩伯（以后为李默庵接替），指挥五个整编师共十五个旅十二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野战军三万余人，奋起迎战，举行了苏中战役。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歼敌五万余人。这七次战斗是：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宣家堡、泰兴战斗；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的如（皋）南战斗；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的海安战斗；八月十日至十一日的李堡战斗；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丁堰、林梓战斗；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的邵伯战斗；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的如（皋）黄（桥）路战斗。
这七次战斗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但次战斗都由同一战役指导思想联系着，那就是遵照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着眼于战争初期的作战要求，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那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入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这次战役，既沉重地打击了进攻的敌人，掩护了华中解放区完成对付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全面准备，又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
回忆这个战役，对于研究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形成和作战指导，对于研究我军传统战法在解放战争中的运用，以及研究战役组织指挥方面的某些问题，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为了把情况交代清楚一些，本文还是从战前的斗争形势写起。
山雨欲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我正在浙西集结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打运动战的经验。这年的上半年，我们在天目山反顽战役中，集中十来个团打运动战，给予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部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胜利，得到了锻炼，可以说国民党顽固派对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犯，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而使我们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前实行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一九四五年九月，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的斗争，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奉命从江南北撤。此时，新四军第三师已奉命向东北进军，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主力和从江南北撤的苏浙军区叶飞纵队奉命北调山东，接替由山东开往东北各部队的防务。这是党中央的一着高棋，不仅在政治上争取了各阶层群众的支持，而且支持了发展东北，缩短了南方战线，实现了全面战争爆发前的战略集结。
十月，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改组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个战略区的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另在华中（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组成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十一月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四个纵队。
为了准备歼敌的战场，我们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起高邮战役，集中兵力，在南面攻取了高邮城，收复了高邮以南至邵伯镇的运河沿线地区。为保障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扫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对加强苏中与淮南的联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陇海铁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并使华中解放区有了坚强的依托。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生效后，我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减租、生产、练兵三项工作的指示，部队展开了百日军政大练兵，并积极扩充主力，调整部署。将第八纵队扩充成为新四军第一师，第六纵队扩充为第六师，并将华中第五军分区部队和一部分投诚部队编为第十纵队。
六月六日，中央指示：“目前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要准备打，整个根据地都动员起来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得相当生动有力和深入，部队积极练兵，地方动员参军，在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动员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建立支前司令部和组织民兵参战团、伤员转运站、粮草供应站等等，搞得轰轰烈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又一项战备，是我的坚决执行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四月间，邓子恢同志飞往延安，五月飞回，在淮安召开了分局及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确定从六月份开始在华中全解放区进行土改。后来战争打响了，苏中解放区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前方打仗，后方分田”等口号，到七月底便基本完成。以后的事实证明：土改大大激发了贫苫农民和子弟兵的阶级觉悟，为支持解放战争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中央判断：“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对于大打以后的结局，当时中央作了这样的估计：“六个月内外的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敌人大举进攻在即，迫切需要制订我军的战略方针，于六月二十二日没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这个计划，是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我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律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我华中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还考虑在形势有利时，两区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前进。
这个战略计划，同后来我军实施的内线歼敌的防御方针是不同的。其战略意图是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和扩大新解放区，保卫老解放区，并保障中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安全。
中央为了实施太行、山东主力向南出击的计划，六月二十六日指示华中分局，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要我和谭震林同志率领不少于十五个团之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淮南（三、四分区）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七月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新四军军部根据这个指示，于二十七日命令我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集中于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以上筹划的一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至大。接此命令时我正在海安。我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于六月二十七日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军长发电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并立即赶回淮安，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诸同志共商，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当时，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一百三十余万，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