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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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潘家■之敌石井大队及伪军七百多人，乘敌我在丰利作战之时，分两路进占三仓。我以第二、第三、第七共三个主力团及抗大九分校，将进攻之敌全部包围于三仓，经昼夜激战，予以重大杀伤。可惜我火力不足，黎明时敌人突围窜逃。丰利争夺战先后进行了五次，打得也很激烈和出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丰利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争夺战。十二月八日晨，敌伪分三路合击丰利，来自掘港的一路约五百八十人，从丰利东南进行迂回，与另两路敌人相隔较远，行至花市街、双灰山以北，遭到我师部特务营两个连和第三旅第八团一个营的前后夹击，大部就歼。据统计，我歼灭伪军团长以下三百余人，其中生俘一百九十五人。毙日军三十余人，包括敌南浦襄吉派的督战代表小野大山，生俘日军两名，其中一名叫羽田的分队长举枪投降；我缴获轻机枪八挺，迫击炮一门。与此同时，进攻丰利之敌的另一路，经丰利坝窜入丰利。我主力一部尾追突入镇内予以痛击，毙伤敌一百余人。残敌不支，施放毒气，仓皇逃脱。第五次丰利争夺战，敌人从南通、如皋、东台、兴化前后五次抽调部队增援，南浦亲自出马指挥。我们与敌人纠缠了七昼夜，毙伤敌伪八百余人，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了丰利。
为策应和配合我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给敌伪以更沉重打击，我第一、第二、第三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向敌伪薄弱据点出击。各部连续作战一个月，攻克掘港、临泽，袭击了如皋、古溪、李堡、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据点。此役号称“十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和锻炼了人民。
我们的指挥机关也战斗化、游击化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第五次丰利争夺战后，我率领“前指”转移到第二分区三仓与弶（jiang）港之间休整，当时正值旧历年关，为了让大家过个愉快的节日，我通知乘渔船在海上隐蔽活动的师直机关人员上岸与我们会合。黄昏得到情报，敌人在周围几条线上增兵。我们判断敌人第二天要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敌进我进，立即率领师直机关向敌人来路富安、安丰方向行动。第二天拂晓我们到了鲁家灶村。村北有条山西向东的小河，河南岸有一条通向安丰的小路，我估计袭击三仓的敌人可能经过这条路。当时队伍已行军一夜，我们没有休息就过了河。果然，机关人员刚过河，后卫就同从安丰出动的敌人打响了。部队交替掩护有秩序地全部过了河，但目标已经暴露。我们只得赶快北移。中午到达四灶，炊事班埋锅烧饭，买鸡买肉，准备让大家过个好年，岂料饭菜还未熟，又响起枪声，原来敌人也学乖了，分路分梯次行动，前面走过去，后面又跟上来了。于是我们拉起队伍，带上饭菜又继续走。天晚了，走到七灶，刚打算做晚饭，北面又发现敌情，便回头再向南走，凌晨到张家灶。敌人刚从这里袭扰而去，于是我们便在此一面休息，一面派出侦察员向几个方向警戒。不久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集合在场上，指挥官正在训话。一部分鬼子把抢来的东西装上小车、担子，押回李堡据点去了。”我据此判断：敌人不待天明就集合训话，肯定不是返回据点，而是还要杀“回马枪”。立即通知集合队伍，继续向南走，打算越过海安到丁家所的公路，跳到如东汤家园地区去。走上公路，我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小树枝一挑，还是软的，再一察看，路上还有许多皮鞋印，判定敌人正利用黑夜向李堡增兵，这批敌人后面可能还有跟进的，我们要抓紧这一间隙越过公路。果然，后续之敌从海安方向开来了，我们毫无声息地俯卧在公路两测，待敌人通过后顺利地越过了公路，接着渡过了丁埝向东的大河，第二天清晨全部跳出了敌人合击圈，安全到达汤家园。傍晚得悉在我们离开张家灶后，敌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只是扑了个空。这次行动经过一天两夜，反复行程一百多公里。从海上登岸的机关人员连续行军两昼夜。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也同样地在同敌人周旋、游击。我们的机关和机关干部已经能适应这种环境，一面作战，一面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苏中军区机关尽管一直是日寇寻歼的目标，却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
我们还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展到海上。苏中沿海一直是海匪出没的地方。旧社会为匪，多是被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民族意识。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陆洲舫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平仲部，组建了海防团，在以弶（jiang）港为中心的斗龙港、环港、小洋口、吕四、南坎、北坎等十余处港口，开辟和建立了党、政、群工作。我们在苏中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渔业、盐业生产，建设后方基地，还从海上沟通了同山东根据地。苏北根据地、上海地下党和浙东纵队的联系。
一九四一年敌我作战频繁，从一月至十一月，全师共作战三百三十四次，毙伤敌伪军官兵五千三百人，俘虏敌伪军官兵三千八百九十人。如果加上十二月份的战绩，数字还要大一些。三仓及共周围的一仓、二仓经过反复争夺，被夷为一片平地，但敌人始终未能在那里安下据点，更谈不上修筑至潘家■的公路了。敌伪占据了几乎全部城镇，控制了主要水陆交通线，安设了大小据点三百四十多处，以据点和交通线为脉络，控制了据点附近和交通干线两侧的大部分农村，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苏中根据地缩小了。但是我党我军在不断胜利的斗争中赢得了时间，推迟了不少地区伪化的进程，限制了伪化的区域，保持了回旋余地较大、相对稳定的基本地区，各分区也都保持有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和广阔的游击区，还不断深入敌占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打击敌伪，宣传与组织群众。苏中抗日根据地仍控制全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并在接敌的边缘区逐步建立起敷衍日伪而主要为我们服务的“两面性政权。”党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全区有中共党员九千六百二十人，支部一千零一个，区委一百二十二个，县委十二个和县分委四个。更为重要的是，在严酷的战争中，全区军民经受了锻炼，结成了鱼水相依的深厚感情。到了这时，可以说我们已经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
积极的斗争方针，不是盲目硬拚，而是依据敌我形势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主动行动。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对我们这一段所采取的斗争方针不够理解，甚至有所怀疑。殊不知苏中是敌我必争之地，如果在敌人严重进攻面前，不采取积极的斗争方针，敌人就会迅速分割、封锁、压缩我解放区，实现伪化。而我们则会地区日蹙，军民情绪低落，作战丧失主动，进而被逼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苏中就会成为游击区，而不能建成基本根据地，更谈不上对华中全局作出应有贡献了。
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苏、英、美、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终于从组织上形成。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对中国抗战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中国敌后战场仍然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苏中最困难的时期比全国还要长一些，这是因为日本侵略军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更加紧了对大江南北的控制与掠夺，而国民党蒋介石又加紧了反共行动。于是苏中敌后日、伪、顽、我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些变化。伪军唯恐被驱使到南洋当炮灰，普遍离心，寻找后路；日本侵略军加强对伪军的控制和改编，国民党蒋介石也加紧对伪军的拉拢利用。由此引起了日伪、日顽之间矛盾激化。国民党增派力量重返苏中，建立反共基点，顽固派和我方之间的矛盾也再度激化了。但是，日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我们要准备对付日寇更凶狠、更残暴、更毒辣的进攻。
党中央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时局的估计、今后的方针任务，对全党、全军、各敌后根据地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后来概括称为“十大政策”。华中局子一九四二年春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华中情况，制定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总方针、总任务，并且提出了加强对敌斗争，加强军事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具体任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们在海门县的海复镇，召开了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布置了今后斗争和工作任务，提出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一九四二年初，敌我争夺重点已由第二分区的三仓向南推移到了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区。为掩护启海区根据地建设，一月间我进击并收复三阳，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两度击退敌人的进攻，前后战斗共达半个月之久。
日寇连续遭我打击，兵力又不足，为达到巩固点和面的控制，再次变换手法，运用交通政策，加紧修筑公路，加强各据点之联络，提高转运能力，减少各据点守兵，适时集中更多兵力机动作战，并在战术上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筑，推进一段，巩固一段。我们也适时地改变战法，以民兵和广大群众对敌人进行纠缠破坏，主力则选择适当时机歼灭其掩护部队，并乘隙袭击据点，尽一切可能保持和巩固观有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以袭击战、交通破击战为主，三个月中战斗一百六十八次，先后攻克三阳、白蒲等二十余据点。我军虽火力不足，但仍能选择适当时机，采取突然袭击动作，猛扑一路或攻其一点，获得胜利。三阳战斗，争取了一个团的伪军反正；一仓战斗，歼灭伪军二百余人，迫使敌人放弃了占领企图；陆家庄战斗，伪军王杜山部被全歼；悦来镇战斗，伪旅长徐承德毙命；金沙战斗，打击了最顽固的伪军头目张圣伯，歼伪军百余。敌人为分割我第三、第四分区，打通如黄公路、启海公路的计划，在我严重打击下，推迟了数月，公路建成后也经常不能全线通车。各分区还多次进行由地方武装掩护，广大民兵群众参加的全面破击战，使日伪在维护公路和运输过程中受到的损失难以计数。
我们还开展了改造地形的伟大群众运动。苏中大部为水网、半水网地区，相当一部分地区非舟楫不通。敌伪“扫荡”这些地区使用汽轮，每条河流都是他们的水上公路，行动比我们木船迅速得多，在“敌进我退”情况下，我们难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如我们上岸转移，条条河流都成为我们运动的障碍，加之水田中间的田埂狭窄，沿着田埂转移，往往遭受敌人的火力杀伤。而在“敌退我追”情况时，木船又赶不上汽轮，难以歼敌。但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地尽的，他们发明了在河流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我们的木船吃水浅，船底平，从坝上一拖而过，畅行无阻；敌伪的汽轮吃水深，拖不过坝，若舍汽轮上岸，条条河流又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我们改造桥梁，变大桥为小桥、固定桥为活动桥；改造道路，改大路为小路、直路为弯路。此外为沟通兴化地区向东台以东地区的粮食运输线和节省部队转运开进的体力消耗，我们发动群众开了许多“小运河”，将台南、台北地区的很多河流连接起来。我们还在建湖镇西南的射阳湖上，修筑了一条由东南向西北长达十余公里的大堤，沟通了第一、第二分区的陆路交通。在改造地形的同时，大力加强了部队水上作战训练。可以说我们已经较好地掌握水网地区打游击战的规律了。
这些实践说明，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去看。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补充弹药，我们在一九四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