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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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从敌人那里了解情况，经常找报纸看，做些分析判断，也偷听敌人的电话。有时为了掌握敌人在某一个县的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我们就去袭击一个乡公所，把乡长抓来，叫他给县长打电话，说他这里很紧张，请县里赶快派部队来。县长回话说：哪里还有部队？县里的部队都开到那里去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我们袭击的主要目标。我们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蒋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没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敢当。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我们就搞他落伍掉队的，打他的“尾巴”，或者叫“截尾子”。我们有个办法：敌人行军，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我们就事先贫路上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我们设伏的地段，把他们通通俘虏起来。
破坏敌人的通信是我们经常的作战活动。浙江大部分县城都通公路，乡乡通电话。敌人用电话传递消息，用汽车运送部队，都很快。破坏公路桥梁，没有烈性炸药，用黑色炸药只能炸一个坑，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主要是破坏电话设施。开始时，我们把电线杆齐根锯断，过后，敌人把锯断的杆子埋起来，电话很快又架通了。后来我们再去，就扛两条凳子，站在凳子上把电杆拦腰锯成两截，使两截木杆都不能用作架线，这就不容易迅速修复了。
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其锋芒，我们坚决迅速转移。有时多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还利用有利地形和两路敌人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如在一个高地上向两面山脚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向我们反击时，我们便从一侧秘密转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冲杀。这样，不但能够消耗和削弱敌人，而且可以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
但是，由于敌人太多，遭遇战还是经常发生，惊险的场面也常出现。有一次，敌人向温州以西“围剿”，我们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则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两溪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龙泉河南岸有一条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我们过公路的时候，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没有打到，汽车跑了，却引来了敌人。我们过龙泉河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当晚，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又宽又深，天黑得看不见路，找不到渡口。天亮后，敌人来了，把我们卡在两溪之间十多公里的“三角架”里。开始，我们故意折回向南。敌人追赶。我们突然掉头向北，打回马枪。敌人闪开。我们乘机跑到溪边，发现了渡口有条船，没人管。我们马上上船准备过渡。刚上船，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出来了，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这才发觉中了敌人的计，便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躲过了这股敌人。可是敌人一下子调来大部队向“三角架”包围过来，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不得已，我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不久，敌人就围上来了，到处搜，一边搜，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我们知道，这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下了决心，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敌人不到面前不打，敌人一到，我就一个拚一个！由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怕挨我们的冷枪，也不那么大胆，加之大雨不断地下，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了，走了。我们出来继续向北走，到了溪边。好在我们都会游泳，就组织泅渡。上了岸，到处有敌人的游动哨，每隔五里十里，总要碰到敌人。但我们终于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包围圈。这一天一夜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
又有一次，敌人把我们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据点拦住。怎么办？也是情急智生，大家就化装迷惑敌人。那时，我们和敌人穿一样的灰军装，就是帽子不同，我们是红五星八角帽。同志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到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冲。敌哨兵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就说是什么保安团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说得没有漏洞，他就放我们进据点。我们进去后，连忙从后门出去。当敌人发觉有诈，从后面追上来时，我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还有一次，我们住在瑞安县平阳坑的半山腰，布置了警戒。不料，敌人熟悉道路，绕过了我们的哨兵，爬到我们的上面，居高临下地把我们往坎下打。山下是飞云江。我们下到江边，如果过江到对面去爬山，敌人要打我们的背，只好顺江而下。下游有个旋磨渡，那儿有一个石山咀子伸到江心，我们想由此过江，可是刚一下水，我就被一个大旋涡卷进去了，旋转力太大，来回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真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旋涡吸到水底去。幸好后面的同志赶忙递个伞柄给我攥住，才把我拉上岸。刚上岸，敌人已经从后面打过来了。我们就你推我拉地从石壁攀上悬崖，好在天黑，我们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等敌人从我们下面追过去了，我们才又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过去。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处境都十分艰苦，这个时期就更为严重了。虽然山高林密，我们可以隐蔽，但敌人也摸出了一些对付我们的经验，前堵后追，有时我们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搞得精疲力竭。记得有一次，我们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我一觉睡了差不多四十个小时。三年中。我们在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浙闽边以北，差不多大小山头都走遍了，而且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路，有时根本不走路，走山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我们的脚印，无法追踪。吃饭的问题很严重，一连几顿饭吃不上是常事。有时候，敌人的“围剿”稍微松一点，我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但又苦于没有炊具。那时，我们每人有一只搪瓷缸子，既当锅又当碗。到了宿营地，放半缸子米，半缸子水，用草枝一盖，烧起火来。大家围着火烤一烤衣服，有的就倒在篝火旁睡一睡。睡醒起来，饭已熟了，就开饭。但有时敌人“围剿”很紧，怕暴露目标，不能举火，只好吃生谷子。生谷子吃了不消化，大便拉不出来，没办法，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员更不好办。那时我们的卫生人员不多，药品很缺乏，有了重伤员，只能安置在群众家里。自从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后，困难更大，不能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寄到群众家里，又怕敌人搜查时连累群众，藏进山洞也不安全，因为山洞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死人“借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至于负了轻伤，就坚持跟队。有一次，我伤了脚踝，没药敷，就用苦菜叶子贴起来走路，贴了两个月才好。总之，生活很艰苦。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在抗击刘建绪四十三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干部和军队。据当地同志介绍，苍南五凤乡半山村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妻子——地下交通、共产党员王玉英，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潘世雅遭敌人枪杀，王玉英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人的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获得任何材料。燕田一位游击队员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云和七溪，吊打、熏辣椒粉、上老虎凳，受尽了酷刑，始终坚强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未吐露党和红军半点真情。我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真情。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安全归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和有名的革命英雄。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叛徒。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的那次“围剿”要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迎接抗日高潮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知道了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五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一九三六年六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一九三七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一九三七年五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