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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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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而不是文凭。无论文凭多高,是驴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        
洋博士做了小学校长         
作者:吴苾雯  
海外回来的洋博士,做了里弄小学的校长。   
1997年5月,当陈孝大辞去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在上海普陀区一条里弄的墙上张贴培佳实验学校的招生广告时,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刚从海外回来、学教育学的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的书不教,要去里弄里办小学。      
有的人甚至说:“这人有病呀。”   
4年后的一天,当我在上海市普陀区一条逼仄的里弄寻找陈孝大和他的学校时,里弄里的一位大妈热心地告诉我:“陈博士的学校已经搬走了,已经盖了楼房,还办了初中,现在已经改名叫培佳双语实验学校了。”   
按大妈说的地址,我向宜川路一带找去。   
那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有点闷热,昏睡了一冬一春的蝉儿开始飞出来赶热闹,扯着尖细的嗓子蹲在树上鸣叫。刚走到宜川路路口,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脸上很凉很爽。   
拐过弯走不多远,便看见了一幢很别致的楼房,墙是粉红色的,顶是流线型的,蹲在一片灰色的居民楼中,显得很特别、很夺目。接着,我便看见了挂在门口的培佳实验学校的校牌。   
陈孝大那天穿一件浅兰色衬衣,没有打领带,脚上是一双半新不旧的休闲鞋,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他说学校就要放暑假了,这两天他正忙着招聘教师的事,从下学期开始学校要增设高中班,教师是从全国各地招聘,还准备在海外招聘部分外籍教师。   
陈孝大的经历很简单,简单得只用“教育”两个字就能概括,16岁之前受教育,然后进大学学教育,再然后就是干教育。拿陈孝大自己的话说,30多岁的人生中,他就没离开过“教育”这个圈子。   
1989年,陈孝大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当年即赴瑞典留学,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世界著名教育学家胡森,再次攻读博士学位。有人不解,已经是博士了,干嘛还要去读博士?以为他是为了要做个洋博士。   
陈孝大说他当时之所以要出去,是因为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办教育的。他说自从6岁走进校门,他学习的、他感受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场景和话语。他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最人性的。他必须走出去看看。也许,只有在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真正领略教育的真谛和内含。也许只有走出去,与自己的母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清醒、更理智地回望中国教育。   
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因为有赫赫有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因为在教育学领域突出的研究成就,她一直备受世界瞩目。这里有国际最前沿的教育学信息、教育学思想、教育学理念。   
在美丽幽静的校园里,陈孝大潜心于世界教育的研究,当万千世界一一展开后,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就象一朵朵魅力无穷的奇葩,不断在他眼前摇曳。   
他说那是经常能让他兴奋不已的几年,但也是经常让他备感痛苦的几年。因为置身在世界教育的前沿,置身在百花绽放的教育园地,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痛疮,发现了自己思想的硬壳,他发现自己的身后仍拖着一道长长的阴影。而这一些都是从母体带来的。   
陈孝大说那几年,他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治疗自己的痛疮,剥下自己思想的硬壳,摆脱身后的阴影。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的几年,是他吸收知识、扩大眼界的几年,也是他不断反省和反思的几年。   
在斯德哥尔摩,陈孝大没有将自己关在书斋里,他经常去当地一些中小学调研、观摩。他发现,在那里,学校教给学生的不是记忆知识的能力,而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唱主角的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学生可以毫无约束地发表自己的奇谈怪论,老师只是指导学生读书,启发学生思考的引路人。   
反思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陈孝大看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只是一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老师满堂灌知识,学生拼命记知识,考试时考查的是知识。这种被动的、单向输入的学习,往往会使学生丧失创造的能力。这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往往会使学生成为不会或不能主动思考的人。   
1996年夏天,陈孝大回国了。他带回来的不仅仅只是一顶博士帽,他带回了世界最前沿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回国后,陈孝大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可是走上讲台没不久,他就深深地失望了。   
那天,陈孝大给研究生讲课。走进教室他发现,课堂里很安静,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坐着,面前摆放着已准备好的书和笔记本。   
陈孝大没有打开教材,也没有翻开教案,甚至没有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他只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让他们三三两两地组成小组自由地讨论。   
课堂顿时一片哗然。他们已经习惯于听老师讲课,已经习惯于记笔记,这种讨论会有什么收获?   
有学生说:“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课吧,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我们记下来就是了。”   
陈孝大听了很吃惊,也很悲哀,为他的学生悲哀。他没想到,这些堪称优秀的学子仍象小学生、初中生那样习惯于听讲,习惯于记笔记,却不习惯独立思考。   
那是一堂令人尴尬的课。一堂课上下来,他对学生不满意,学生对他也很不满意,学生以为这位留洋的博士老师会给他们讲许多精彩的观点,没想到他却抛出一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   
思考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陈孝大试图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   
他尝试以启发式教学激活学生发现问题的灵感,以讨论式教学使灵感撞出思想的火花。但他却常常因此陷入尴尬:当他在思想的湖面扔下一个石头希望听到反响时,那湖面有时竟连一丝涟漪也难以泛起。   
学生还是习惯那种从早上8点钟进课堂,一直听老师讲到十一点半钟下课的教学方式。他们会认真地听讲,并记下厚厚一摞笔记,却几乎从来不提问题,也从不讨论问题。他们似乎不习惯于提问题,他们很少问“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到大学,他们是在老师问“是不是”,他们只需回答“是”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在这种环境中渐渐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   
但他们不是小学生,也不是中学生,他们是研究生啊,他们应该是站在人类这艘船上的了望者!一个没有了望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思想跛足、经济落后的民族。   
陈孝大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十年、二十年并不可怕,如果教育落后十年、二十年,就有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说:“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灾难与教育之间此消彼涨的逐一盘点,不如说是对将来人类发展趋势高瞻远瞩的预言。   
在那以后,类似这样的尴尬又一次次地发生。学生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陈孝大很苦恼、很郁闷,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立和无援。   
陈孝大说那是一段苦恼而又无奈的日子。他不止一次在心里追问: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花十几年时间接受学校教育,仅仅只是记忆了一堆知识,而没有学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有价值吗?   
在陈孝大心里引起极大震动的还不止这些。他发现,在小学里会讲故事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能无拘无束地将一个个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可是到三年级以后,这些孩子反而不会讲故事了,他们竟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原因不言而喻。僵化的、死板的,缺乏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使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能力。   
在大学课堂上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陈孝大认识到,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必须从幼儿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受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是无处不在的点点滴滴的渗透。当一个人已经养成了思考的惰性,已经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后,要改变是很难的,正如摆脱不掉的、拖在自己身后的影子。   
陈孝大坐不住了,他不想再坐在书斋里纸上谈兵,也不想在大学校园里戴着两顶博士帽无所作为地装饰门面。他觉得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地去为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做点什么,他认为只有这样,思考才是有意义的。   
1996年5月的一天,陈孝大走进了普陀区教育局。传达室有人问他找谁,他说找局长。那人说局长在开会。陈孝大说:“那我等他。”   
局长开完会出来,陈孝大说想跟他谈谈。局长将他引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孝大从怀里掏出一份申请报告,说他想办一个从包括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实验园”。他跟局长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谈自己对中国教育的忧思,谈他的构想和计划,谈他的办学思想和理念。   
谈完后,局长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将一幢校舍出租给你,你就在普陀区办,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   
陈孝大没想到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   
几天后,陈孝大向学校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听说陈孝大要去里弄办小学,舆论一片哗然。有的人为他可惜,说堂堂的博士,还是一个双料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讲台不站,要去站小学的讲台?有人以为他是受不了大学的清贫,才“下海”办学。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他,陈孝大还是铁了心要走。见他去意坚决,学校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   
那时,已是6月初了。除了区教育局租给他的那幢校舍,他一无所有,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开始。   
首先是要筹集资金。陈孝大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一家家登门找亲戚朋友借钱。每去一家,他都要将那天他对教育局局长说的那番话讲上一遍,让人相信他不是心血来潮,让人相信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东借西凑来的几十万元钱,成为新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有了第一笔钱,陈孝大一边请人修缮校舍、购买桌椅,一边开始物色教师。他象一个既机灵又目光敏锐的猎头,四处捕捉人才信息,有时在人才市场里蹲着,有时去民间走访。很快,他就聘请到了一批好教师。   
1996年6月底,陈孝大将一张张“培佳实验学校”招生的广告刷上了里弄的墙壁。   
这是一份精心编写的广告,既有培佳实验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还有一段关于办学人陈孝大博士的介绍。   
陈孝大说到这里,自嘲地说,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敢相信私立学校,几乎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谁都不敢轻易将孩子托付给私立学校。我打出自己的留学背景和教育学博士头衔,是想让家长们相信我,是想让家长们将孩子交给我后放心。谁知,还真管用。   
听说一位学教育学的博士要办一所实验学校,不少家长出于好奇纷纷找上门来想看个究竟。   
当他们穿过逼仄的里弄,穿过一片嘈杂的菜市场,找到培佳实验学校时,他们多少有点失望。这是一所因生源不足早就关闭的小学的旧址,校舍虽然经过修缮仍显得破旧。陈孝大在校门口摆了张桌子,亲自接待来访的家长。   
也许是陈孝大的博士头衔让他们放心,也许是陈孝大展示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打动了他们。一些家长陆陆续续将孩子送进了培佳实验学校。   
陈孝大说,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家长,他们用一种买股票的心态将孩子送进了我的学校,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成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应该说,这些家长是明智的,也是有预见性的,他们知道将来的社会需要的不是考分低能的人,而是需要创造性的人才。   
那一年,培佳实验学校的幼儿园招了两个班,小学招了四个班。这是一片新开垦的实验园,陈孝大将要在这个实验园里播撒新的种子。   
陈孝大的实验首先从缩短课时开始。在观察中他发现,儿童对一个事物的注意力最多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超过了这个时间,注意力就会跳到别的事情上面,虽然那时仍被老师强制在教室里,但是后面那几分钟的教学效果几乎等于零。陈孝大将每节课由40分钟改为35分钟,当学生的注意力疲倦了正想逃跑时,下课铃响了。   
将你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将你的能力大胆地表现出来。陈孝大这样鼓励着他的学生。为此,学校专门开设了一门“表现课”,一年级的表现课是讲故事,二年级是朗诵,三年级是课本剧,四年级是时事讨论,五年级是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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