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和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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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总能感受到父亲的关心和教育。所以，对孩子的陪伴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陪伴。你的工作再忙不会比曾国藩更忙吧？你的工作再重要，不会比曾国藩的工作更重要吧？曾国藩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只能靠写信。那你还有什么借口呢？一句话：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时间也在哪里。

第二部分　家庭教育，爸爸不可或缺

　　　　有些爸爸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认为孩子小的时候，只要有妈妈陪伴就可以了。确实，刚生下来的婴儿和母亲有着特别的连接，他们不仅能辨别母亲的脸，还能辨别母亲的声音。过了几个月，如果把母亲的声音配上一张陌生人的脸孩子就会啼哭。孩子和母亲之间存在自然的连接。加上出生后的哺乳，孩子和母亲的连接就更加特别。对儿童早期的依恋研究大都也是关注孩子和母亲的依恋。但是随着最近十几年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父亲的作用。从2003年开始，一本专门研究父亲作用的专业杂志诞生了：《做父亲：为人父的理论，研究及实践》（Fathering：AJournalofTheory，Research，PracticeaboutMenasFathers）。

　　　　虽然研究结果不尽一致，但是有几点发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父亲的作用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我们做父亲的不要认为孩子还小，对妈妈的依恋更加重要，就把教育都让妈妈来承担。相反，妈妈也不要过分地去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而是要想方设法帮助父亲介入。与此相关的一点发现是到了青少年时期，父亲的作用更加重要。我们都知道无论男孩女孩，到了十几岁（现在的新一代有提前的趋势）都有一个反叛期。很多孩子反叛的对象就是以前自己最依恋的母亲。在一些研究中发现，无论男孩女孩，到了一定年龄对爱的需要会发生改变。到了青春期，孩子都会追求一种有力量、有权威的爱，这种爱对父亲来说比较自然。母亲的爱往往和这种需要相反，在这个年龄孩子的眼里母亲的爱往往是柔弱的甚至是过分关心。如果孩子没有在家庭里找到那种有力量、有权威的爱，他们会在社会上找。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个报告，说是到了青少年，他们的社会行为出问题和很多因素相关，其中和父亲关系的相关系数大大高于和母亲关系的相关系数。在一些个案研究中也进一步发现，无论男孩女孩，如果在家庭得不到父亲般的爱，就会在一些帮派的互相帮助中找到替代和满足。女孩如果有一个成熟一点的男性对她关心一点，马上就在心里产生不能抵抗的诱惑。

　　　　很多父亲在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意识到妈妈不行了，自己一定要挺身而出。但是如果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树立父亲的威信，建立起和孩子良好的沟通渠道，到了那个时候你想站出来，孩子也不买你的账。我给你讲一件真实的事情。

　　　　有一位很自负的父亲（读书时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平时都在外面忙，很少关心儿子，有一天听太太说孩子在外面有偷窃行为，既羞愧又愤怒。下了决心要好好教育孩子。等孩子回到家，这位父亲很严厉地说要和孩子谈谈，没想到儿子根本不理他，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父亲怒不可遏，冲进儿子的房间，看见太太也要跟进来，还把门给反锁了。可怜的女人只能一面痛哭一面拍门，紧接着就听到里面一阵鸡飞狗跳，自己一生最爱的两个男人在里面厮打和怒吼。一会儿，里面吵闹声平静了，门一打开，走出来的是儿子，躺在地上的却是父亲。

　　　　所以做爸爸不要以为自己任何时候都有做规矩的权威很能力。不要等到妈妈不行了再站出来教育孩子。相反，要趁孩子还小，把孩子放进你的日程表，用心陪伴孩子教育孩子，从中建立爱的连接和做规矩的权威。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站出来。无论何时，孩子需要妈妈，孩子也需要爸爸，你的爱是独特的，你的管教职责也是不可推卸的。

　　　　现在城市中，富裕家庭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忽略孩子的现象，那就是把孩子全托。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反对的不是全托这种体制，而是父母把全托作为推卸责任的手段。其实，高质量的全托在有些方面对孩子的发展还是有独特的作用。例如，我在广州对244名幼儿园的全托和非全托学生做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在所有的行为指标上，全托的孩子都不比非全托的差。在注意集中和攻击性行为上，全托孩子甚至超过非全托孩子。2007年，我又在上海的两所全托幼儿园做了日夜的实地现场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全托可以提供很多有利于独生子女发展的机会源。例如，全托孩子的睡眠普遍很好，和同伴之间的话语机会在眼睛一睁开就开始，孩子会更主动去寻找各种资源等。在我的家长调查中，有不少父母也看到了全托可能带来的好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是把教育的责任推卸给幼儿园。这样，孩子就会感到自己被父母抛弃，心里产生阴影。

　　　　这些年在教授的儿童心理学课程中，我把张以庆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幼儿园》当做一个作业，要求美国学生看完整个纪录片，用文化的角度讨论不同的教育理念。结果很多学生对其中的一个情节百思不解。影片中记者问一个孩子：“你爸爸妈妈为什么把你送去全托？”孩子回答说：“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记者接着问：“他们在忙什么呢？”孩子说：“妈妈忙着做美容，爸爸是做房地产的，忙着请别人吃饭。”不少美国学生在作业里写道：这样的情况实在让人心痛（Thisisreallypainful）。

　　　　在现实中，这样的父母真不少，特别是年轻的父母自己还没有玩够。也不能说他们一点都不爱孩子。因为每到周末，我看到不少把孩子全托的父母是带着一种内疚感把孩子接回家的。但是这种内疚会带来教育上更大的灾难。在周末的两天里又去拼命巴结孩子，把幼儿园一个星期的训练结果完全糟蹋了。整个教育既缺乏规矩又缺乏爱。每当孩子星期一回到幼儿园时又要经历痛苦的适应过程。在研究全托的过程中，很多全托的老师对我抱怨说：5＋2=0。五天幼儿园的规矩敌不过周末两天的放任。有的时候甚至是负数。

第二部分　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

　　　　现代教育研究发现，尽管父母的教养行为受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如文化、历史、社会等），但最重要的影响却是父母自己小时候经历的家教模式。我们如何为人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父母如何教育我们的影响。父母如何教养我们是我们一生中最直接、最长久、最全面的父母学课程。对很多人来说也往往是唯一的父母学课程。这样，这个原始的父母学课程内容质量如何便会直接影响我们自己对下一代的教育。例如在严厉型家庭长大的孩子，自己当父母时也往往以严厉型为主。因为他们对这样的教养方式最熟悉，遇到类似的情景，这个熟悉的模式是第一反应，往往也是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如果是这样，我们父母的教育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复制到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上了？我们是否就不可能走出原有模式呢？如果可能，我们又要做怎样的努力呢？

　　　　泰勒·本·沙哈尔博士在他著名的哈佛幸福课里面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社会学家为了研究父母对子女的影响究竟是先天遗传决定的还是后天环境改变的，收集了很多同卵双生子的家庭资料。因为同卵双生子具有一样的遗传基因，他们的行为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遗传和后天环境的不同影响。在他的研究样本中有一对双胞胎兄弟是研究者自己小时候的街坊。很不幸，因为这对双胞胎兄弟有一个酗酒暴虐的父亲，所以童年备受父亲的虐待，留下很多心理创伤。长大后他们去了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而且都成立了各自的家庭。这位研究者联系上了小时候的同伴，然后先去拜访了哥哥。一进哥哥的家门，研究者首先看到的是凌乱的房间，到处都是酒瓶，两个孩子怯生生地望着来访者。当研究者问小时候的同伴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光景，这位哥哥开口说：“伙计，你知道我是从一个怎样的家庭出来的，你也知道我有一个怎样的爸爸。你还能让我怎么样？”过了几天，这位研究者又去了另一个城市去采访弟弟。一进家门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整洁的环境，和睦的夫妻关系和可爱的孩子。平安幸福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这位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了研究的客观、准确，他之后还几次去采访弟弟这个家庭，最后，终于相信这一切不是他们装出来给自己看的。当研究者问这位小时候的同伴为什么会这样生活时，没想到他的回答和哥哥的一模一样：“伙计，你知道我是从一个怎样的家庭出来的，你也知道我有一个怎样的爸爸。你还能让我怎么样？”这对双胞胎兄弟有同样的遗传基因、同样粗暴的父亲和不幸的童年，面对这一切，甚至也都有同样的问题：有了这样的经历，你还能让我怎么样？甚至，他们的回答字面上也一样。但是他们对自己经历所作出的回应是决然不同的。哥哥被早期的痛苦牢牢控制，由于缺乏理性的反思，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被动地复制父亲的模式：我也只能这样了。而弟弟却是在理性而痛苦的反思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我再也不能这样了。

　　　　自己真诚而理性的反思是走出原有家教模式桎梏的唯一途径。

　　　　这位弟弟的积极反应让我们看见对自己成长经历中所受的家庭教育我们仍有主动回应和改变的能力。中国的《礼记》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关键在第一个字“知”。这个“知”是用理性去认知去理解的意思。有时候我们把过去熟知的经验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而没有对其过程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理解并提出独到的见解，这种现象黑格尔称为“熟知并非真知”。所以只有客观理性的“真知”才能有后面积极正确的“为”。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为人子”只停留在感性的熟知上，并没有用理性去“真知”。这样我们在“为人父”时难免会被动地复制父母的教养方式。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经历（无论好坏）作出选择。要么用理性的反思跳出痛苦经历的桎梏，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要么拒绝反思愿做自己经历的奴隶。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指的反思不仅仅是对一些父母教育错误或不足的分析，也包括对父母好的教育行为的理解和学习。

　　　　当然我们所要做的理性反思往往比前面提到的那对双胞胎复杂得多，因为父母对自己的教育行为不是那么简单地用好与不好，对与不对来划分判断。这就要求我们有能力把一种教养行为中的好与不好理性地剥离出来。无论是被动地复制还是简单地否定都不是理性的反思，都无法真正走出原来模式的控制。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很多父母对小时候挨打的经历都记忆犹新。有的认为父母这样的管教是理所当然的，自己做了父母也简单复制这样的粗暴教育方式。但也有的父母完全不一样：自己小时候挨打的经历实在太痛苦了，所以自己有了孩子就坚决不能打孩子。确实，不少这样的家长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缺乏理性的反思，虽然远离了粗暴，也丢掉了规矩。除了粗暴的肉体惩罚，在他们的经验中根本没有其他做规矩的方法，其结果是简单地用极端的溺爱型替代了极端的严厉型。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父母和简单复制粗暴惩罚的父母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缺乏理性的反思，都没法真正地从过去的模式中走出来。所以表面的方式改变不一定是理性反思的结果。

　　　　弗洛伊德的理论受到很多质疑，但是有一点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那就是一个人早期生活的经历对以后的行为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有些经历被压在了潜意识的层面里。在潜意识层面里，这些经历虽然不为我们所知，却常常控制着我们。所以，对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做一个客观理性的反思，不仅可以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甚至认识自己的父母。

第二部分　如何反思自己的受教育模式

　　　　无论教育研究还是商业管理，都提出过不同的反思模式。根据这些理论，在这里我提出对过去经历的四步反思模式。

　　　　第一步：回忆发生了什么？

　　　　第二步：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三步：这件事情对我和父母产生什么影响？

　　　　第四步：既然这样，我该怎么做？

　　　　第一步：回忆发生了什么？

　　　　要选择一些对自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