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典到北京-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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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困扰国际奥委会20年的关于南非的争论
洛桑管理体制的转变，包括干事权力的重新修正
1981年，巴登…巴登大会召开。由于之前的莫斯科抵制事件造成了大量不良后果，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都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焦虑状态中。〃在过去的几年中，奥林匹克运动曾多次面临翻船的危险，但最终还是从风暴中死里逃生，〃他说，〃敌对力量试图颠覆它的企图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但他们仍不甘心。如果我们想要冲破障碍的话，所有的运动员、教练、记者和官员都必须保持团结。〃在巴登…巴登，萨马兰奇给代表们留下了一个肩负着重要使命的勇者形象。
萨马兰奇明白自己在贝丽乌夫人的问题上必须忍耐一段时间，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尽快铲除凯勒。就在莫斯科奥运会之前，凯勒还曾激怒过基拉宁，事情源于他单方面给三大支柱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发送一封信函，信中建议下一年大会的主题应该按以下安排：第一天国际奥委会讨论1973年至1981年的工作；第二天各国奥委会讨论抵制事件；第三天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讨论奥运会的未来。
身为三大支柱委员会主席的基拉宁对于这份文件怒不可遏，但他并没有及时谴责凯勒。而此刻，萨马兰奇认为到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除了来自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凯勒的威胁之外，萨马兰奇同时也注意到虽然比较少墨西哥人马里奥o巴斯克斯o拉涅亚（Mario Vazquez Rana）领导下的国家奥委会联合会（ANOC）的潜在力量，虽然拉涅亚曾经帮助协调过萨马兰奇的竞选运动。对此，萨马兰奇采取了分而治之的传统策略。凯勒的权力部分来自于国际体育联合会所得到的奥运会收入分成。他现在正想把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财政合并在一起，然后在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之间进行分成。萨马兰奇采取的解决方法是把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分成两个集团：夏季奥运会项目联合会（ASOIF）和冬季奥运会项目联合会（AIOWF），分别由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主席意大利人奥罗o普里莫（Primo）和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瑞士人马克o霍尔德（Marc Holder）领导。这两个组织有权处理国际奥委会相关的奥运收入，这样一来，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和凯勒的影响力就大大削弱了。普里莫正在私下谋求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他逐步削减了国际田联所拿的各个夏季项目单项联合会收入的20％余下的80％由其他项目平分这样他们就能够享有平等的收入，箭术项目和田径项目也享受了同样待遇。
与此同时，萨马兰奇还与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一起建立了非洲国家奥委会联合会（ANOCA），第一次大会于1981年6月在多哥洛美举行，主席阿纳尼o马蒂亚（Anani Matthia）于1983年被选入国际奥委会。负责泛美体育运动的泛美体育组织（PASO）自1940年以来一直在活动现在正由富有的传媒亿万富翁巴斯克斯o拉涅亚领导，在财政上也靠其赞助。此外，替代亚洲运动会联合会（AGF）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OCA）也将在1982年建立。通过这些举措，萨马兰奇获得了对已经存在的权力基础的控制权，并与新组织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作关系。
1984年，萨马兰奇的另外一次行动是建立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Association of IOC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金云龙主席后来接替凯勒出任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通过这些措施，国际奥委会鼓励双方在赛事安排、日程协调和其他一系列关系到多方利益的问题上合作。〃他并没有什么体育成就，在西班牙之外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执政表现。没有人知道他的才能，〃罗马尼亚学者西佩尔科曾这样评论萨马兰奇，〃在他当选时，人们提出了很多质疑。不过一旦当选，他的性格有了巨大的转变。他的人格魅力为他带来了好运。他出色地领导了奥林匹克大会，并使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大支柱紧密团结起来，这也是他第一次建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关键时刻。〃
第26节：改革（3）
此外，萨马兰奇还敏锐地感觉到来自国家奥委会联合会的潜在威胁，就像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一样，其中的焦点仍是资金的分配问题。对此，在巴登…巴登，团结基金会被改称为〃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委员会〃，内部组成也做了修改。来自普莱西德湖和莫斯科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收入使可用资金增加到850万美元。萨马兰奇的老朋友安塞莫o洛佩兹（Anselmo Lopez）成了新的团结委员会办公室名誉主任，拥有4位助手。
在巴登…巴登大会上通过的另一项提议是国家奥委会有权视察潜在的奥运会候选城市，这一议题在17年后将成为萨马兰奇在本章最开始处提到的危机的焦点。与大会同时进行的例会正在讨论遴选198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问题。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和英国奥委会的丹o米勒和迪克o帕尔默（Dick Palmer）所做的报告将有助于国际奥委会作出使汉城作为夏季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选择，这虽然有争议，却也在情理之中。投票结果是52对27。尽管如此，萨马兰奇很快就预感到国际奥委会因选择汉城而即将面临的新危险。这一决定在例会之中和例会之后都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论。年迈的国际奥委会日本成员清川（Kiyokawa）开始把注意力投到南朝鲜欠日本的60亿美元债务上。冬奥会的主办权则给了卡尔加里。
除此之外，例会还通过了其他决定，其中包括修订有关运动员资格的第26条规定，新规定明确表明：〃任何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应该对相关体育项目的运动员资格表述负责〃，而这种资格的指导原则是〃选手的健康不能因准备和参与奥运会或其他国际赛事而受到损害，也不能因此在社会和物质生活上被置于不利地位〃。即使如此，在当时，职业选手参赛仍被视作是不合法的，更不允许做广告，除非是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以及国内有关体育协会的监督之下。
在有关运动员资格规定的修订过程中，国际奥委会的表现更多的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对于选手的物质奖励尽管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但在实践中已经长期存在，而且数目正在迅速攀升。此前，基拉宁曾表达过类似运动员〃应该取得一些分成〃的观点。国际田联在1981年设立了信托基金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接受的金钱可以存入此类基金，但并非正式〃兑现〃，而是直到他退休后方可取出。然而那些运动员获得的所谓运动设备公司的赞助或者鼓励等非正式收入仍在放肆地侵蚀着业余理念。萨马兰奇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奥委会不能再生活在谎言中了。在萨拉热窝冬奥会上，萨马兰奇就险些一脚踩进了水沟里：他被问到为何卡尔o刘易斯（Carl Lewis）能在他所在的国家协会的庇护下随心所欲地做广告，而瑞典的英格玛o斯滕马克却因同样的问题而被禁赛，二者之间究竟有何道德差异。萨马兰奇只得把这个问题踢给了雪联主席霍德勒，因为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历经了87年之后，例会终于选出两名女性国际奥委会成员：弗洛尔o伊萨瓦o丰塞卡（Flor Isava Fonseca，委内瑞拉）和奥运赛跑选手皮尔约o海格曼（Pirjo Haggman，芬兰）。许多人对纳蒂娅o莱卡斯卡（Nadia Lekarska，保加利亚）的落选感到遗憾，毕竟她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还是马术运动员克鲁姆o莱卡斯卡（Kroum Lekarska）的遗孀，但后者的同事弗拉迪米尔o斯托伊切夫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资格却成了纳蒂娅的障碍。例会还选举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12名活跃在赛场上的运动员进入其中，塞巴斯蒂安o科借此呼吁对服用禁药的人施以终生禁赛的处罚。
在瑞典的再三请求下，例会接受了为英格马o约翰逊授予拳击银牌的请求，他是在1952年的决赛中因〃没有尽力〃而被拒绝授予银牌的。除此之外，例会还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分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台湾就有关承认各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的问题上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于是，国际奥委会成了第一个能够在一个组织下同时容纳两岸存在的国际组织，这其中萨马兰奇可谓功不可没。在萨马兰奇涉入此问题之前，随着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纷纷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台湾参加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从18个降至11个。与此同时，穆巴耶初步起草了一个有关成立国际仲裁法庭即最后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计划，这样一来，国际奥委会至少能够与现实和潜在的执法纠纷保持与时俱进，因为奥运组织？常被牵涉进各种纷争之中，但在之前根本没有此类法律中心。
在巴登…巴登，萨马兰奇第一个倡议由普里莫（国际田联）和拉涅亚（国家奥委会联合会）担任国际奥委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从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的两大分支机构在执委会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来自底层的不满很快就迫使他改变了主意：并不是因为两人正式职位的来源存在问题，而是由于他们的人品问题。
第27节：改革（4）
与此同时，在英国工党下院议员丹尼斯o豪威尔（Denis Howell）的领导下，一项针对比赛赞助的独立调查开始了。豪威尔曾是一名体育裁判，在60年代还曾出任体育大臣。根据调查结果，他还发表了一连串带有道德评判的声明：
负责协商电视赞助的管理方应当将利益评估向所有的利益相关组织做出通告。
政府应当将国际管理集团（Mark McCormack）和英国体育运动两者关系的材料呈送给公平交易办公室以确定是否存在垄断。
国际奥委会应该与所有的国家奥委会及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一次关于奥林匹克未来的讨论，探讨运动员参赛资格及商业化的问题。
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应当与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共同评估阿迪达斯公司资金涉入的程度。
这些发现不啻为一种凌辱。国际奥委会早已在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着手清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了，但是对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来说，要评估阿迪达斯公司的资金状况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它仅仅只是霍斯特o戴斯勒（Horst Dassler）的一次善举而已，目的是要将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从夏季和冬季项目联合会的成立给它带来的财政窘境中解救出来。一些自命不凡的观察家曾把戴斯勒描绘成一个专门操控国际体育运动的恶魔。他被说成曾经策划了萨马兰奇的当选和选择汉城作为奥运会主办城市等重大事宜。戴斯勒当然对运动服装和设备的计划感兴趣这占了公司总产品的1/3，主要的产品是休闲服装不过，他同时也是一位慈善家。他曾用以货代款的方式向大量的非洲和东欧国家提供赞助，自己却处于亏损状态，他也向著名运动员提供更明显并且对其自身有更多好处的赞助品，当然这些鞋子和衣服上都带着熟悉的三叶草标志，起到了一定宣传作用。萨马兰奇知道国际奥委会的生存有赖于财政上的独立性：没有金钱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力量。只有通过商业化和与像戴斯勒这样的商人合作，国际奥委会才能创造出保证自身生存的财富。
1983年，在新德里例会上，国际奥委会接管了奥运会营销以及奥运符号和标志的唯一使用权，同时还和总部设在瑞士的ISL公司达成了一项初始协议，后者将负责协调奥林匹克标识在包括石油、照相机、烟草、机动车、电器和食品饮料等30种主要广告商品的使用。属于阿迪达斯旗下的ISL后来和日本电通合并。基于戴斯勒有关派人到指定的国家奥委会谈论商业合作关系的保证，在新德里例会上，一项新的计划发起了，这也导致了1984年之后奥林匹克计划（The Olympic Programme）的出台。该计划为那些支付了上百万美元的赞助商设计了数目有限的商业垄断合同，并特许他们享有独占权，ISL则代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奥委会的利益。在新德里例会上，大会决定由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为参加1984年冬奥会的每一个国家奥委会支付2名参赛选手和1名官员的交通和日常支出费用，夏季奥运会则为4名参赛选手和2名官员支付。
如果国际奥委会对于药物的滥用还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1983年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行的泛美运动会应该可以消除他们的疑问。在这届运动会上，15名举重运动员在合成类固醇的检测中被查出呈阳性。这些检测仪在奥运前不久才问世，能够用来确定选手以前类固醇的使用量。然而令人悲哀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