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者手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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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了一下天，就要承受这么多的嘲讽，倘若有谁胆敢对国人命运、民族前途之类说三道四，还能逃脱“全民共诛之”的“末路”吗？

第二部分　第47节：杞人可以忧天吗？（2）

　　　　鲁迅是深知中国人的脾气的，所以他终于没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部分，而是一面体味着古老文化灭亡的悲哀，一面作着并不是“希望光明的到来”，“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的“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那些“酷爱温暖的人们”便只取“抗战”二字而抹去了“绝望”二字，更不愿意承认正是这“绝望”才是这“抗战”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动力。直到现在，倘若有人代鲁迅说出他的绝望，怕是仍要被指为对鲁迅最恶毒的“贬损”了──国人们总是认为凡有绝望感危机感的人无疑都是狭窄卑陋的。鲁迅是带着对一个浅薄民族的深刻恐惧和同样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别这个民族的。

　　　　我们姑且不说哥白尼正是在忧天意识中发现地球的确处在“空处”，进而发现了日心说并发展了现代天文学；我们也姑且不说达尔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的祖宗是猴子，尼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自己还是猴子，你的后代才可能是人，他们却并没有遭到谭嗣同式或鲁迅式的命运。我们甚至也不说鲁迅的绝望感究竟是有呢还是没有，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我们只是想要这样问道：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绝望，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忧地、忧国忧民、忧历史忧民族之外，还进而要忧现实忧未来，能让他说出来吗？而且，如果这一切忧都恰好与公众的习见和陈见相矛盾（几乎必定是这样的），能让他说出来吗？一个中国人，究竟有没有权利在一片歌舞升平和灯红酒绿之中，在一片麻木的沉睡和愚蠢的哑默之中，保持他卓越的洞见、幽远的焦灼、深广的忧虑，并发出他的悲叹与诅咒、嘲讽与警示？难道麻木不仁、人云亦云、说谎、欺骗就该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选择、永远不变的命运吗？

　　　　倘若我们能够尊重并且聆听那些卓越之士的隐忧，也许这些“忧”就可以在民族生活实践中被逐渐化解。倘若我们永远只要愚蠢与浅薄、谎言与欺骗，永远要借嘲讽那个无辜而又可怜的杞国人来显示我们的理性与自信，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鲁迅先生的“忧”是所谓“杞人忧天”了。

第二部分　第48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1）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为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候，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治活动，那风仪确实洒脱。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身陷囹圄。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英明决策。所以，名正言顺的狂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第二部分　第49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2）

　　　　从《狂人日记》中读出这一层，真叫人不寒而栗。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钳制”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而是进展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所谓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压抑能力。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理性”标准。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狂人主要是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的小房里，深切地反省自己、权衡环境。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尔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做派。

　　　　我们在悲哀之余，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他之所以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

　　　　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先生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检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这种发明当然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体的真正繁荣，大约是20世纪。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创作，成就最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散文，而是检讨书。尤其在20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创作任务就是写作检讨书。1979年，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钟惦先生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时痛心疾首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靠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的，是谁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检讨书上？

第二部分　第50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3）

　　　　钟惦先生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一个人不能凭着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但是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都是从写作检讨书起步学习写作的。我想问一问，一个人从小学念到大学，而一直没有写过检讨书的，有没有？我估计没有。有的教师充分认识到写检讨书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绝招，更多的政工干部更是认为，让学生写检讨书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奴隶自觉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学校当局和教师在对于检讨书的效用上达到了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东北某地有一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他以特级教师的身份介绍教学经验时，就向人们坦诚地亮出了他的绝招。他的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写作检讨书训练出来的。一有什么情况，就让学生写一份检讨书，规定字数，规定思想认识，规定关键词。检讨书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让他过关。

　　　　检讨书的妙用有以下几条。

　　　　首先，像所罗门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灵魂一样，强势群体总是认为，检讨书可以关押弱势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国人自古喜欢谈论人心，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术”“诛心之论”等等，都是在灵魂上下功夫。但其出发点决不在于尊重灵魂，不在于灵魂与灵魂的互相理解，而在于用自己的灵魂镇压、奴役乃至消灭他者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内蒙古边境的知识青年说：“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莲《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这种做梦都想做领袖的人时刻都在训练着奴役他人灵魂的能力。诱骗他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写检讨书的强势群体看来，检讨书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坚固的监狱，是彻底关押甚至埋葬灵魂的巴士底狱。只有将他人关进了永远不得翻身的灵魂的巴士底狱中，强势群体才能拥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质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因前一天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上课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