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者手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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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生命取消主义。

　　　　就这样，我们成了不知羞耻的人，和不知羞耻的群体。

　　　　前几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后，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满地说：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活得这么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的内蕴无非是：我们活得这么嬉皮笑脸，活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

　　　　然而，生活是严肃而又神圣的，正如灵魂一样。我们应该为丑恶卑污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惧，而彻底不眠。

　　　　由于灵魂的恐惧和颤栗，由于耻辱，我们应该彻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学人从自身的生存困境出发，讨论起人文精神失落问题。有人马上从学理上对此提出质疑。质疑者完全漠视了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对于文化现实和生存状态的反思，漠视了它所表现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号，从而把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挣扎转化为一场概念与概念的拼板游戏。他们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生活的困境与痛苦吗？我有点不相信。也许他们不过是故意东拉西扯，以逃避对于耻辱的正视？

　　　　不敢正视耻辱乃是我们所有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还想改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咀嚼耻辱，通过反反复复的咀嚼，品出耻辱的真味真源和真义，然后起而反抗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描述耻辱，也就是以某种符号把我们内心的耻辱展示出来，这既是咀嚼耻辱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抗耻辱的一种方式。通过描述，赫然凸现出耻辱的存在，并无情地刺激起我们的耻辱意识。

　　　　或许，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

第二部分　第44节：疯狂与自虐（1）

　　　　疯狂与自虐

　　　　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学。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屟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

　　　　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

第二部分　第45节：疯狂与自虐（2）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

　　　　然而没有。

　　　　我们没有疯狂的学者和学说，没有疯狂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

　　　　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

　　　　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

第二部分　第46节：杞人可以忧天吗？（1）

　　　　杞人可以忧天吗？

　　　　很古很古的时候，杞国有个人忧虑天会崩下来，地会陷到空处。这本是人类在产生了生命自觉意识之后，对于其外在环境及这环境与自身命运的关系的积极思索。但这位杞国人却因为胆敢怀疑盘古老人所开辟的天地而遗臭万年──千万年来，中国人所加于他的奚落、嘲弄和挖苦，比加于暴君和弄臣的还多。谁都愿意借嘲弄这个可怜的杞人来显示自己的聪明、理性和稳重，谁都愿意通过消灭杞人的奇思异想来建立自己对于这个并不了解的世界的猜想与信任。连李白这样高远的意识和伟大的生命，也无法从中感觉到一丝卓然不群的思想火花，竟也人云亦云地嘲讽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中国人是如何地缺乏宇宙意识，缺乏文化想象力，尤其是如何地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对于卓越见解的赏识与宽容，单在“杞人忧天”这一条成语中，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古时是嘲讽“忧天忧地”，后来是扼杀“忧国忧民”──谭嗣同、秋瑾、刘和珍、遇罗克……一个个忧者全被杀害了，同时还极力压制“忧历史忧民族”。鲁迅先生就因为有“忧历史忧民族”的毛病而落得群起而攻之，以至于使他连心中的“忧”都不敢充分表达。1926年底，鲁迅指出自己“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同时哀叹“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罢。”（《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预言是否如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否有过“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机会？十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鲁迅还一再强调自己为了避免危险而不敢直言不讳，凡说话作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可见，直到鲁迅逝世，他并没有将他所想说的话尽情说出。

　　　　那么，鲁迅先生的未尽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这位中国最敢说话的斗士为什么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个言尽意至呢？

　　　　在那些已经说出的话里，鲁迅先生所表现出的尖锐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当时和此后的国人。他查遍中国的陈年旧账，总结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的独特历史规律，并指出“吃人”即是其内在本性。狂人、疯子、夏瑜、子君这些反抗者被吃掉了，闰土、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们也被吃掉了。尤其可悲的是，许许多多阿Ｑ和小Ｄ们，貌似鲜活，也不乏挣扎的愿望，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过是报点私仇、谋点私利，心中并无关于自由、尊严、平等的文化想象和价值期待。他们的失败固然悲惨，他们倘若胜利，不是同样悲惨吗？鲁迅对于国民灵魂的揭示和批判，可谓针针见血，但他的深刻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他的广阔精神世界里，还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也难以理解的意识活动。1932年，他说以上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之后所呈现的面貌。如果将那刻意装点的欢容删去，而将那刻意删去的黑暗体验如实地展现出来，那将是怎样强烈、怎样浓重的黑暗呢？裹挟在这黑暗深处的，又是怎样可怕的结论呢？也许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许是说，这个民族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灭亡是他唯一的出路。也许是说，人本身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我们只有等着唱最后的哀歌。要作这一类的推究，似乎很容易，然而要推究得准确，又确实很难。

　　　　实际上，刻板的索引是没有意思的。也许鲁迅本人当初就没有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结论。冲撞在他脑子里的，是一个博大而又浑沌的感觉，一种急切而又幽远的灼痛。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鲁迅的勇气和风格，他决不会在某个一般性问题上吞吞吐吐，也不会因为某个一般性问题不能述说而一直耿耿于怀。只有一个绝对重大而又绝对不同寻常的问题，才会使他分外沉重也分外慎重，虽然一生念念不忘，也终于没有直陈无遗。按着鲁迅关于“你要他掀掉屋顶，他才勉强同意开个窗洞”的独特体会，他若以最极端的方式提出最极端的批评，不是更可以惊世骇俗、震醒国人于麻木沉睡之中么？但是，一旦如实说出，恐怕不但无法掀掉屋顶，连指出要开窗洞的权利也要被剥夺了。当他指出了历史的固疾，揭出了国民的弱点，“酷爱温暖的人们已经觉得冷酷了”，但毕竟还有一些民族优秀分子程度不同地理解他的思想、支持他的抗争。如果不“删削一些黑暗”，而是“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情况将会怎样呢？恐怕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视之为“枭蛇鬼怪”，使他再也没法“在这社会里”“生活”了（《坟？写在〈坟〉后面》）。杞人只不过忧了一下天，就要承受这么多的嘲讽，倘若有谁胆敢对国人命运、民族前途之类说三道四，还能逃脱“全民共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