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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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渠道和途径，苏共与群众的隔阂，在列宁当政晚期就有所显
露。为此，列宁曾对当时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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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后来，随着高度集权体制的强化，
党群关系的消极面并没有被克服，反而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
后来的实践中，苏共越来越远离了民主的基础。在斯大林确立的
传统模式中，群众与其说是“主人”，不如说是被统治者。而且在
党内，在领导层圈子里
“，主人
”这个神圣的字眼被专用做对斯大
林本人的称呼。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苏共在许多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扬民主，
并且不能说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总的说来，苏共对群众是缺乏信
任的。对群众缺乏信任，使苏共往往害怕群众，对扩大群众的民主
权利持消极、保守的态度，例如，苏共看到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
的弊端，提出了加强人民监督的问题，年代已经基本形成了比
较完整的人民监督体系。但是，尽管这个体系在组织上十分庞大
且无所不在，真正的权力却有限。首先，它对党的系统没有任何约
束力，只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指
示、计划情况
”进行监督；其次，无论是人民监督委员会，还是其他
有权起监督作用的群众性机构，如工会、生产会议等，都不是决策
机构，只有咨询权、建议权。所以，虽然组织是健全的，却无法阻止
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的泛滥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又如，无论是苏
联宪法，还是苏共的历届党章，都把群众的选举权放在重要的地
位。然而在实践中，这项权利的落实却打了很大的折扣。苏共干
部长期实行委任制，党内外群众的选举权实际上成了使委任制合
法化的一种形式。苏共为推广选举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和
民主选举的要求相距甚远。到
年代，苏联才开始在某些生产企
业中实行工长、总工长、工段长的直接选举制，在有关机关和团体
中实行科技干部竞选招聘制。到
年苏共二十七大，才提出要
普遍实行生产作业队长的直接选举制，并逐步推广到企业工长、班
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国营农场的分场主管人员。可以想像，苏共
这种缓慢的民主步伐，在反对派“归还”人民“普选权”的要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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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多么缺乏吸引力。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民主的惧怕心
理，归根结底还是既得利益阶层怕失去手中权力的心态在作怪。
苏共与群众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隔阂，使苏共的执政基
础大为削弱。到改革前夕，维持苏共强大外表的，实际上主要是苏
共手中掌握的强制性权力。党执政初期得到的那种群众性支持已
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说，改革后期人们对苏共的冷淡和遗弃，
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状况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是如
此缺乏，以至于六七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和改革开始后出
现的反对派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扯起“民主”这面旗帜，把群众拉
到自己一边。对于以争民主、搞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共产党来说，这
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
正因为此，人们对苏共的改革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对苏共来
说，在党群关系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它应当努力
重建党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应当承认，苏共在改革之初有这
方面的主观愿望。而且“，民主化
”
“、公开性
”这样一些概念从其
含义说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还权于民”的色彩，因而颇受群众的欢
迎。然而，实践表明，苏共的改革并未能使党群关系变得和谐。相
反，在为改革激起的热情消退之后，我们看到，苏共与群众的关系
更加恶化，人们对苏共更加失望，乃至最后认可了对苏共生存权的
剥夺。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从党群关系的角度而言，仍然是由于
苏共长期脱离群众的错误，只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错误是
由声称要纠正这一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来体现的。
这种错误表现在：
首先，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被他批判的前任苏共领导一
样，不能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戈尔巴乔
夫把人作为中心，把“民主
”
“、自由
”
“、人权
”等看做是至高无上
的东西，因而看上去要更强调人，强调群众，这是他和前任的不同
之处。但是，口头上依靠群众，并不等于实际上依靠群众。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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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忠实地表达了群众的意
愿，反映群众的要求，而主要的是反映那些对他有影响的派别和人
物的想法。这就使他的主张具有易变的特点。例如他对多党制的
看法就是如此。在
年
月为《真理报》写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革命性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一党制的历史性，强调一党制
适宜于苏联国情。但是，年
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戈尔巴
乔夫就认为多党制不是什么不幸，并劝人们不要“像魔鬼怕烧香
一样地害怕多党制”了。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进
而表达了同其他新出现的政党合作的愿望，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
的立场上。戈尔巴乔夫的政党观发生如此急速的变化，其背景，不
过是反对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右翼力量的日益猖獗。也正是在这
种势力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和抗议，宣布中
止苏共的活动。此外，从戈尔巴乔夫崇尚中庸、热衷于无原则的调
和、退让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那种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于不顾、靠
政治手腕来达到目的的官僚政客作风。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改革
前后的苏共表面上区别很大，但在群众观念极其淡薄这一点上却
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在方向上，戈尔巴乔夫也和被他批判的前任领导一样，
不能自觉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改革不能不和促进经济的
发展相联系，不能不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对于这一点，
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一开始是清楚的。但是到后来，当政治
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摆到面前时，就出现了方向
性的迷误。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认为它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
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仍津津乐道于人民取得的“民主”
和“自由”。这样，改革就错过了大好时机。等到苏共和戈尔巴乔
夫终于认识到不能不抓经济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反对派羽毛已丰，苏共内派别分野也已形成，苏共再像过去那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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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己的政策已不可能。很显然，这种状况，是苏共过去对群众利
益长期麻木不仁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放任自流
的政策。发扬民主，不等于不要领导和引导。戈尔巴乔夫低估了
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为还权于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也
放松了对这方面的引导。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指出了这一
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他没有使人
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
满，就这一点来说，人民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戈尔巴乔夫
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就能立即使商店
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
代价，这种失误纠缠着他，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
。
苏共在党群关系上的种种迷误，除了以上所说的认识上的原
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的原因。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曾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讲道：对世界和人的灵魂的改造的奇
迹的迷信，会产生出一个“特种的、傲慢地把自己放在与平民对立
的地位上的精神贵族阶级”。“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在其对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必然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
崇民主义和精神贵族主义。各种形式的崇民主义需要（不管它是
以赫尔岑创立的、主要信奉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旧民粹主
义形式出现，还是以最新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后者是以
一部分人代替全体人民）产生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原则本身。但是
这种信仰也必然产生出一种对立物高于人民一等的思想，即
把人民当成拯救的对象，当成未成年的、需要保姆为其培养‘觉
［美］小杰克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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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未经知识分子教育过的人。
”对于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历
史使命的共产党来说，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共产党以民
为本，一切为了人民，救人民于倒悬、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是共
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政党，掌握着普通老百姓所没有掌握的改造世界的先进思
想武器，有义务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因此，怎样正确地把握两者
的关系，避免或者由于以民为本而做群众的尾巴，或者由于掌握先
进思想而自认为高于群众，历来就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没有处理
好的问题。可怕的是，在掌握政权之后，如果仍然缺乏这方面的认
识，那就很可能以强力逼迫群众，强求他们服从统一的指令。这就
无异于走钢丝：如果这个指令是对的，那还属于不幸中之万幸；如
果这个指令是错的，那将导致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正确地把握二者
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们则多是在这个方面把握失当，
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启示之三：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
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不断创新。在党内建立能
够促进发展和创新的机制，使共产党总能适应要求，成为一个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务。
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自身应当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政党。
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党，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苏共的实践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了
这个问题。被批判的哲学家波格丹诺夫曾向列宁提出质疑：“请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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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坦率地说，您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是科学，还是宗教。如
果是科学，那么怎么会至今一成不变，而这几十年中所有其他科学
都经历了巨大变革？如果是宗教，那一成不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
就请告诉我，而不要口是心非，不要抗议有些人老老实实用宗教术
语来装饰残存的以外的信仰。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么这些
年它应产生新的真理。如果你们以为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
它就是谬误。
”波格丹诺夫这样批评列宁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决
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后来的继承者们，则几乎是个个都被波
氏说中要害的。
苏共内部许多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是非在问题本身，实际上是
一个科学、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僵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
明显。当时，反对列宁主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
经济政策使农民繁荣，会损害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因
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社会主义的
天然敌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
定的。如果现在把经济基础变成自由市场、繁荣的农业与轻工业，
那么政治上层建筑或早或迟会发生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变化。随
着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的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实体就会取代
社会主义。不难看出，就理论逻辑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有它的道
理，但其共同的缺陷都是从理论出发来谈论问题，要求用理论检验
实践，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它说明，苏共党内“左”
的东西是有深厚根源的。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的所有起点
都在这里。
简单地把斯大林的实践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简单地把
它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都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实践在
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