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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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西伯利亚报》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很能说明问题。在这
份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
”时，回答代表苏共
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
，回
答代表工人的只占
，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
第 271 页
①。
了
苏联的官僚阶层产生于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的理念要求
有一整套按这一理念运作的机制，以及所需的一大批管理人员和
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有误，党的机关、各级党组
织和整个苏共都被紧紧地绑在了这个机制上。这些人由于掌握权
力而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阶层。
这个阶层反过来成为政党活动科学化的障碍。它改变政党活
动的目的，而以自身的存在甚至发展为目的，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
的既得利益。改革要触动这个机制，也必然危及这些人的利益。
因此，这个阶层对改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抵制和阻挠。当抵挡不
住改革的正面进攻时，这个阶层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在改革中处处
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通过改革的名义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改
革成了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旗帜，这就必然导致改革的变形。在
官僚阶层的支配下，改革往往退化为政治权力的争夺。在这种情
况下，观点和主张的争论往往只是权力之争的外在的“话语”。这
些“话语”实际上包含着利益的内涵，但又往往被贴上政治标签，
掩盖了利益的内容。给任何争论都贴上政治的标签，使各种观点
之间的相互靠近和影响变得十分困难。
只要国家存在，官僚机构就会存在，就会有官僚，就会有官僚
主义。因此，取消官僚机构，根除官僚主义，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不
现实的。官员是施权者，官僚主义则是对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
必须反对，公务员的利益却是客观存在，应当予以承认。官员、公
务员本来就是一种职业，有着和其他职业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职
责应当是为人民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无偿的。
过去苏共不承认这一现实，对显然由利益矛盾引起的各种问题视
而不见。这种情况导致的是另一个极端，即机关和官员往往把自
《莫斯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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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利益隐藏在公共利益的后面，把它等同于国家利益，以党和国
家的名义发号施令。这在客观上为党的官僚化、为形成有特殊利
益的官僚阶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很显然，只有正视他们的利益，
才能正确解决由此带来的矛盾。当然，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
把这种利益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既然机关的职责是为人民服
务，那么人民满意不满意就是机关工作的尺度。机关工作人员的
利益应当得到满足，但前提是要服务得好。既不能只谈利益、不讲
服务，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给建
立机制提供了基本的原则。明明有自己的利益，却非要说成是没
有任何私利的“公仆”，老百姓是不太相信的。他们更能接受的是
那种不避讳个人追求、同时又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
之间关系的公务员。苏联的情况是如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
况也是如此。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本意是要纠正以党代政的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党把国家管理职能交还给政府的构想，大体上是正
确的。但是，苏共的改革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盖
在于没有理顺党政关系，使执政党回到正确的位置，因而也无法使
苏共重新担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苏共
自身的改革没有能够把这个党建设成一个团结的、能够与其他政
党竞争的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有谈及；其
二，由于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不到位，政治体制出现了真空，导致国
家权力运作的失控。苏共党内的许多当事人在总结
年代以后
的改革时都有这样的认识。例如，曾在当时任总理的雷日科夫，虽
然赞同党政关系的改革，同时却认为：“由于几十年间形成的制
度，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法律上，国家权力机关都未作好立即承
担这些职能的准备。需要时间来确立法治国家的全新制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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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让社会按照法律运转。”利加乔夫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强
调，应该“有计划地把管理和经营职能移交给各级苏维埃，但一切
应当从加强苏维埃的物质基础及其威信开始。实际上却反其道而
行之：尽管苏维埃还是软弱无力和没有经验的，但却着着实实地强
迫党放弃管理权。其结果便是无政府状态”。他作了一个形象的
比喻
“：当农民筹足资金和人力后，他开始建造宽敞的新房，在他
从事这项不简单的事情时，他继续住在老房子里。只有当一切都
准备就绪后，他才拆除老房屋。而我们呢，却反其道而行之：没有
建造起任何新东西，却匆匆忙忙地摧毁旧东西。”利加乔夫是把
这种改革战略的错误看得很重的。他指出：由于转向政治体制改
革“：民主化进程已不可控制，社会丧失了政治稳定，不受约束性
占了上风，纪律急剧下降了，法制崩溃了，法律不执行了。在经济
改革最复杂的阶段，社会稳定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而把国家抛入
急风暴雨的政治斗争是明智的吗？”事件之后的这些反思，都有
一定的道理。
启示之二：从机制上保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后来称工
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无产阶级不可能整个
阶级都坐在体现统治的职位上。例如在一个国家中，政府首脑只
能有一个人，行使决策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这就产生一
个问题：这么庞大一个阶级，如何才能体现自己的统治阶级身份？
［俄］尼
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俄］叶戈尔
库兹米奇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③［俄］叶戈尔
库兹米奇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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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保证作为领导者的党和作为被领导者的人民群众之间的
和谐和一致？
苏共，包括同时期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
解决好这个问题。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不周延的。例如人们
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
统治；共产党能代表工人阶级，因为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
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求解放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的“圣
经”；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指南，是因为
它的科学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
从原则上说，这些观念没有错。然而，共产党是否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应由谁来判断？工人阶级听从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什么途径来
体现？工人阶级选择共产党替自己掌权，又是通过怎样一种形式
来授予这种权力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就
是说，在理论上，苏共是人民的代表；在实践上，苏共和人民之间代
表和被代表关系的机制和渠道并没有解决。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党应当充分
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二是党支持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如果在
这两个方面都缺乏科学的体制、机制和渠道，党群关系的融洽便无
从谈起。
苏共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导致了党和
它所代表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首先，苏共的党群联系和沟通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它声称所要
代表的那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
对利益问题，列宁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并始终注意解决这一问
题。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角度去确定和调整党的任务，根据各
方面的利益去修正党的政策和目标，是列宁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样的范例比比皆是。例如，制定新经济政策，就是同时考虑农民
利益和党的目标之后作出的选择。但是后来，苏共在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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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陷入了教条化。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苏共领袖在这方面有严重
的失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理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实践，
包括群众的利益，都要无条件地符合理论。这种思维，使苏共不能
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党的理论与群众的实际的关系，从而把理论与
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党的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党所制定的
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体系万万不能离开这个基础。苏
共却不是这样。在苏共看来，为了“理论
”本身的“纯洁性
”，甚至
可以去牺牲群众的利益。在这种教条化倾向不断强化的情况下，
理论不但逐渐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而且逐渐变成了与群众利益相
矛盾的东西。当这一现实为广大群众所认识时，它对苏共作为人
民利益代表的地位的冲击是可以想见的。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
为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这是对的。但是，
苏共不是不想发展经济。问题的关键不是想不想发展，而是用什
么思想、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发展。不能摆正政党和民众之间的位
置，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是错的，经济发展就缺乏正确的方
向，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对利益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关键在于对个人合法利益认识
有误“。左
”的理论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忽视个人利益，实
际上是掏空了这一理论“为了人”的基本内涵，这就把公共利益建
立在了虚无的基础上。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曾正确地预测：
“由于这是个建立在无私观念基础上的社会，所以目前它正遭受
着无法消除的人类谋私本性的威胁。这些埋藏在人类的生理器官
中的本性，是几个世纪来隔代遗传的结果。如果这些本性不能在
一两代人中根除，那么政府的试验就会失败了。”如果不把对个
人利益的追求都笼统地看做“谋私”，而看做是必然需要的话，那
①［美
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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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后来苏联的发展被他说中了。
苏共在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方面不成功，在作为执政党
对社会各集团利益进行整合方面同样不成功。执政党和领导夺取
政权斗争的党有一个显著区别。作为与执政党对立的党，党的主
要职责在于表达所代表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作为执
政党，则要尽可能代表社会多数，以使自己有比较牢固的执政基
础。因此，由国家机器的社会功能所决定，政党在执政之后，一方
面继续作为本阶级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而且是惟
一执政党，它的政策不能不更多地体现社会各部分利益的一体化。
苏共不是如此。就利益表达功能而言，苏共更多起的是一种普及
作用，即自己制定政策，然后用思想的和行政的手段迫使人们接
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政策是否真的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
很难判断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就利益综
合功能而言，在后列宁时期，苏共消除社会矛盾的主要思路受
“左”的“在野党思维
”的支配，往往倾向于依靠一部分人，而对另
一部分人（有时是社会的多数）实行强制和压制，其政权的巩固以
损害相当部分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这大大削弱了党执政的基础。
其次，苏共没有从制度上支持和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人
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苏共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党的旗
帜。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列宁曾明确指
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
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
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明确这一点显然是想说明，
共产党政权的发展方向应是逐步实现劳动群众的管理，劳动群众
的民主权利应是不断扩大的。但是，由于建立的体制缺乏表达民
主的渠道和途径，苏共与群众的隔阂，在列宁当政晚期就有所显
露。为此，列宁曾对当时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脱离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