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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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控制，使官僚主义盛行，人民失去主人
翁感，而且反过来损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使党、国家和人民
之间产生严重隔阂。正是党和国家关系的严重变形，引起了党群
关系、党内关系等方面的异变，党逐渐失去了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工
具的功能。
异变的起点：不同的国家观
不能正确认识国家，就不能正确认识执政党的位置，不能正确
认识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惟一的执政党来说，这
是很危险的。斯大林时期党政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搞混、搞乱了
二者之间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以往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尽管斯
大林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过程中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的语录，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根本问题，二者在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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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重大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忠实于他们思想原意
的理论家往往把国家当做一个终归要消亡的实体来研究，斯大林
则倾向于把国家作为永恒的现象来看待。按照马、恩、列的逻辑，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出现官僚主义集中制。因为社会主义是从下
而上组织起来的劳动集体的自治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允许政治同
经济分离，不允许出现同劳动者异化、不受社会监督的权力机关。
劳动者集体担负起许多政治和经济职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由生产者自己决定他们同意设立什么样的机构，保留什么类型的
机构符合他们的利益。生产者关心的是怎样能少花钱而又在最短
的时间内创造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做到这一点
的先决条件是国家逐渐非政治化，国有财产社会化，这样就能真正
实现“廉价的管理”。而从斯大林实践看，国家更像是一个无所不
能、替人民包做一切事情的机构。在他看来，国家应当实行中央集
权，由上层来管理，应当关心公民，应当乐善好施。
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就必然会被扭曲。
我们知道，在党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应当如何
处理的问题上，列宁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思想。诚然，如前
所述，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其关系，列宁也不是十分清楚
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一系列文章、著作中，列宁在论述党政关系
时没有理清“领导”
“、管理”
“、总的领导
”等之间的区别，并且坦
率承认有时无法分清。这表明列宁对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之中。而
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是，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则作指导，已经开始出现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过无论如何，列宁绝对不是从简单
的党政分工或党的机关与政府机关共同瓜分公共权力的意义上提
问题的。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党政分开”的提法。但是，他对“党政分
开
”思想的理解，不是离真理近了，而是离真理更远了。他实际上
把党政分开理解为国家主权在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划分。在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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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党政分开就是党来作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来执行这
些决定。斯大林断言“，党管理国家”
“，党是政权的核心”。党
的领导就是党的机关作为上级机构对政府进行指挥。“我们的苏
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
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
的最高表现。
”他强调，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党的专政。只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
斯大林才去谈论党不能代替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问题：“无产阶
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
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按照这一思路，党就是行使一部
分国家权力的机构。这就注定了党和政无法分开
“，党政分开
”只
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实践中日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
与此密切相联。
斯大林也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把国家看做有可能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他的说法是：苏维埃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
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
的反抗就愈猛烈”。但他开出的处方，不是让社会（包括党）来监
督权力机关，而是把国家的权力向党的机关转移。他强调，党作出
的决议，发出的指示和口号，应“具有实际决定效力
”
“，具有法律
效力”。在党的十七大上，基洛夫还提出了一个历次代表大会都
闻所未闻的建议：“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
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对这样一个显然非常可疑的建议，大
会代表没有提出确切些说，是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看法，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页。
《斯大林全集》第
月版，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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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随即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起立
”。把
领袖个人的指示等同于立法，带来的后果很快被实践所证明：权力
没有被控制住，而是变成了不受任何制约的力量。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个论点的批注很能说明他在党和国家关
系问题上的观念。托洛茨基认为：“党集中掌握总的领导权。它
不直接参加管理，因为它的机关不适合做这项工作。
”斯大林的批
注是
“：这意味着党不存在了。
”很显然，斯大林在这里面有自己
的逻辑：党要体现它的存在，它的机关和各级组织就必须直接参加
管理。如果说，斯大林在大量的著述中为了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观直接发生矛盾而拐了许多弯子，从而显得含糊、不明确，那
么可以说，这个批注道出了他的真实思想。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和观念用来指导实践的结果，就是党的机
关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斯大林按照这些思想和观念确立了
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模式，党通过行政手段全面控制国家和社会。
从
世纪
年代中期起，党的机关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
响。它们集中了越来越大的实际权力，同时又不受选举机关的监
督。这大大促进了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并且党自身也迅速官僚
化了。如果说，在
年以前，党的书记处还在某种程度上遵循
了全面负责党员分配、但不干预对工农业的日常管理的传统的话，
那么，在这以后，这个机关开始全面插手这方面的工作。
年，
在苏共十六大上，卡冈诺维奇强调，党的现有机构完全不能满足对
干部的需求，因为干部的需求大大增加。解决的办法是将组织分
配部分成两个部门，即组织指导部和分配部。组织指导部只负责
确实是党的机构所需工作人员的分配，并监督地方党组织。分配
部则负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分配。它分成
个处，负责国民经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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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各个部门，如轻工业、重工业、运输、农业、财政、计划和贸易。
每个处专门负责本部门人员的分配工作。
年，又设想把各主
要生产部门党的活动和管理工作全部集中到一个部门，书记处因
而改组为
个部：农业部、运输部、工业部、计划、财务及贸易部等，
个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和列宁主义宣传部、党领导机关部、两个行
政部、特务部。
年，党的部门再度改组：一切人事工作集中在
干部管理委员会，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宣传鼓动委员会，保留了
年管教育和管农业的两个部以及特务部，建立了事务管理部
和管理下属党组织的组织指导部。在共和国一级，党的书记处也
进行了和中央相适应的变动。到
年，书记处已经设有以下各
部：宣传鼓动部，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事务部，农业部，轻工业部，
重工业部，运输部，计划部，金融贸易部，行政部，妇女部，学校部，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文化艺术部。有些地方还有工程部，建筑材料
部，木材和造纸部，石油部和水产部
。
这一系列的调整，都围绕党的机关对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
直接控制这个主线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党包揽国家和社
会一切事务的完整的体系。
“万能
”的党政机关
要想知道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包揽究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
程度，这可以通过无数俯拾即是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农民种地。在斯大林体制下，农民种什么，什么时候种，
怎样种，什么时候收割等，都不是由农民自己、而是由党的机关和
国家行政机关来决定的。国家通过法令的形式向集体农庄庄员颁
①［英］伦纳德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第 105 页
布的首要纪律，就是完成产量定额指标并把规定的数额上缴国家；
只有在这前提下，才可以将种子及其他产品供给农庄庄员。这样
做的目的是防止种子被吃掉。赫鲁晓夫几次建议应允许农民在把
粮食上缴国家之前留下种子，均被斯大林否决。农民根本不知道
国家拨给的种子的特性，对种地也就失去了积极性
。
为了提高收成，乌克兰农民采用浅耕的方法耕田。浅耕的理
论是由一位教授在萨拉托夫研究发展出来的。但浅耕操作曾被宣
布为“违法”，实行这种耕作方法的人居然会被付之审讯，在有些
情况下甚至被判处死刑。那位发明浅耕的教授本人就是因为其主
张而受到了惩处，并被关进了监狱
。
世纪
年代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曾有一场关于春小麦
和冬小麦问题的争论。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过细干
预。在乌拉尔地区，种植春小麦能够获得较好的收成。鉴于此，斯
大林决定在全苏推广春小麦。但是，春小麦对于乌克兰这种气候
和土壤条件的地方并不适宜。然而，当赫鲁晓夫对此表示疑义时，
斯大林粗暴地要求他作为决议来执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赫鲁
晓夫也因此惹怒了斯大林，而且差一点遭遇厄运。后来，尽管推广
春小麦明显没有取得成效，却没有人再敢提出反对。只是由于赫
鲁晓夫在战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被斯大林接受时，才由斯大林
亲自宣布，不再强迫乌克兰种植春小麦。
又如文化、教育、艺术、科技。和对工业、农业的干预相比，党
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进行琐碎干预，更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撇开那些被认为事关重大政治方向的思想理论讨伐（如哲学
上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文学上对“拉普”的批判等）不说，这种
干预甚至深入到一篇文章、一出戏。例如，年第
期《无产阶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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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革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文章。该文在充分肯定列宁同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错误斗争的功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列宁在战
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就是这样
一个完全属于枝节性的学术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斯
大林亲自著文，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
该杂志允许该文发表提出“坚决抗议”，并用“反党”
“、托洛茨基主
义的私贩”
“、伪造者”
“、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大帽子，上纲上线，对
文章的作者进行批判，还采用行政手段，对编辑部进行改组，对作
者及与作者有关的学者给予审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解职等处
罚。
对歌剧《伟大友谊》的处理也很典型。这是一部从内容上说
平淡无奇的歌剧，和其他歌功颂德的剧作并无二致。但该剧在音
乐方面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探索。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探索触怒
了斯大林。为了这么一部歌剧，年居然由苏共中央作出《关
于穆拉得里的
伟大友谊〉歌剧》的决议，谴责这部剧在音乐和结
构等方面的问题。该剧的探索被断定有“形式主义偏向
”，一大批
著名作曲家受到点名批评。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涉及面从社会科学延伸到自然科学的广
泛领域。影响较大的如生物学方面的争论。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