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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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瑜：【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I《清史研究、1992年第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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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财陚之地，咸丰前后十余道严旨，催曾国藩“迅拨劲旅驰往救 援”，但曾国藩推三阻四，就是不动一兵一卒。眼睁睁坐视江南 “糜烂”。如果说天下大乱之时尚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 推搪的话，那天下已定之后，湘淮军的巨头们依然推三拿四，拥 兵自重々同冶四年十月，朝廷欲调李鸿章赴陕镇压回民起义，李 鸿章居然提出身在陕甘不离江督之任（时署两江总督）的荒唐条 件，拒不听调。
最令中央政府难受的是，湘淮军兴起之后，由于勇营兵制的 缘故，中央欲想控制也无从下手，兵为将有，将去兵亡，“兵部惟 知绿营兵数，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兵自募，饷自筹，械自 购，每逢战事，“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
历代军阀的共同逻辑就是，有兵方有土，有土便有财，有财 才能更好地养兵，形成不大不小的一个怪圏0当然，湘淮军这些 “准军阀”们也不例外。到了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的时候，湘军将 领和曾国藩幕中策士，就一批批地袍笏登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坐上封疆大吏的位置，曾国藩一路提携荐举，3年之内，便有3人 任总督〈两江、闽浙、两广〕，9人先后任七省巡抚（粤、陕、苏、 赣、皖、浙、鄂在淮军与左系湘军后来居上的情形下，曾、左、 李门生弟子，将佐幕僚任督抚者比比皆是，昔日的书生与士棍化 为今日的红顶要员0更要命的是从此以后的督抚，大都拥有可供 自家支配的兵权、财权及用人权。无论走到哪里上任，均以麾下 精兵随之，到了任上，昔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是一任督抚 ―任臣，要害部门都得换上自己的人。
太平天国以后，清朝地方督抚权力膨胀得异常迅速，原来中 央集权系统的中心型权力结构，在骄兵悍将的武力面前被破坏了。 原来与督抚并无统属关系的布、按两司，实际上已经变成督抚的
〔1〕康有为：《康南海文集》，《裁行省 16
属下，只有听命之份，没有监察牵制之权。原来，督抚也有一定 的人事权，文官道府以下，武官副将以下，督抚有一定比例的题 奏权，但具体名单要由布政使提出，吏部批准。在实际上，即使 像知县这样最基层的正印官，也大多由上边委派，可见其权力有 限。然而，在同治以后，中央用人权被大大地侵夺了，司道以下 的官员的任免调补，几乎都由督抚说了算，不仅吏部无由置喙，皇 帝也不好干涉。
地方势力的坐大，兵权是前提，财权才是根本，地方如果没 有属于自己的财源，显然是无法与中央抗衡的，就像未断乳的婴 儿一样，很容易被人制于死地。当初，如果清朝中央政府在湘军 初起之时，能及时以充足饷源供应之而不是让它的统帅把持地方 自筹军饷，那么待到大乱释平。地方势力的坐大恐怕不会那么容 易。然而，那个时候的清廷，是不大能够有此远见的，即使有此 见识，恐怕也无实行之人才。
清朝中前期，財政管理一如其他行政体系一般，实行高度中 央集权制，各省每年的赋税收人，除一部分省份需按规定额数协 济他省和极少量地留存地方外，均得上缴户部。在多数情况下，地 方“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以致省府州县“无纤毫余剩 可以动支广〔1〕即使是地方留存的库储，要想动用，非层层报批而 后方可领支，即便遭逢紧急情况（如灾情与军情）也需如此。地 方宫只有可能为自家携私房，但却无由为地方事务留取经费，因 为事实上，地方政府无财权可言。这种体制是缺乏效率和灵活性 的，但清朝政治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方权力的过大，以威 胁政权的稳定’所以也无可厚非6
然而太平军军兴以来，遍地烽火，地方官员守土有责，丢了 城池要掉脑袋，在经制兵不中用的情况下，编练团练乡勇也要想
〔1〕《清圣袓实录》，卷2糾，康照四十八年十一月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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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住城池，于是各省纷纷截留上解之款。仗打得乱七八糟，中 央信息不灵，情况不明，自然也就不好控制，结果日常的解协款 制度无法正常运行，火烧眉毛顾眼前，不得不把不定额的解款制 度，改为定额的摊派。这样，地方就可以在交完定额之后设法弄 些“余额”来供自己支配，等于在财政制度上开了一个口子，默 许地方有自己的“财猿”和自由支配的财权。
如果说賦税的上缴余额对于地方财政还算是杯水车薪的话， 那么厘金制度的兴起则为地方枝繁叶茂注入了充分的养料。起于 1沾3年秋，由钱江建议，由江北大营雷以诚实行的厘金制度，很 快就变成了湘淮军的筹款法宝，在曾国藩等人未获方面之任时，湘 军已经开始在军队经过之处设卡抽厘，待到湘淮系督抚遍天下之 时，厘金收人已经成为中央无法过问，全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的 一桩大收人。正因为如此，厘金收人逐年增加〖地方有积极性 据罗玉东先生估算，自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0853—1364、全国 厘金收入平均每年约1000万两。同洽七年以降，年平均收人竟达 1500万两，大大超过常关关税，成为仅次于地丁的第二项税 收。。〕
此外，地方还可以从纳捐中分肥。咸丰三年，由于军情孔急， 款项短缺，原来由中央掌管的办捐事务部分下放，结果各地方广 开渠道，简化手续，中央非但不能控制，捐款也被大口吞噬，呈 现出中央出官衔，地方捞大钱的反场≠景。捐局“遍行各省，侵 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甚至，个别势力大的督抚和地 方官还可以举借外偾，自借、自用、自还，构成地方临时性收人， 如果一且还不了的话，账最终还得要中央政府来背。本属于中央 的海关与常关税收，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巨头督抚也可设法
＇：】〕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
〔2〕《湥犯濉返诳诓幔�87，选举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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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留用或索取，这项收入成为日后地方洋务事业的重要财源 ^^^ 。
事实上，在晚清时节，地方政府以省为中心，已经变成半独 立的完整的政权体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力越来越大。一 些督抚不仅对地方事物，而且对中央事务也有较大的发言权，地 方势力的触角事实上&经经过某些常设机构伸到了中央，不仅参 与中央决策，而且也改变了中央的政治格局。对于曾、左、李这 样的“中兴名臣”，朝廷大事大都得征询他们的意见，而督抚兼北 洋、南洋大臣的惯例，又使得督抚可以理所当然地参与外交和中 央洋务活动，李鸿章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先后二卜余年，实际上成 了中国的“外交大臣”。
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是，随着各省督抚的势力膨胀，各地乡 绅及绅商也幵始加人这一地方势力扩张的合唱，由于湘淮军的崛 起，连带着湘籍与淮籍的乡绅乃至土柰权势地位的上升是不言而 喻的，而在沿海地区的绅商，通过督抚的支持与对洋务事业的 参与（如江苏、上海绅商就曾为李鸿章的洋务事业募集资金，提 供人才，左宗棠也得到以胡光墉为代表的浙江绅商的大力协助〕， 提高自身地位，也获得了利益，从而壮大了声势。地方绅商的加 入，使得晚清督抚专权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晚清的中央执政者虽说箅不上高明，但也决不昏庸，叶 赫那拉氏也堪称是位“狠角、精明强干，心狠手黑，虽然书读得 不多，但也深知枝强干弱乃朝廷的大病，几番痛下决心欲将分散 的财权、兵权收归中央。晚清之季，废厘金的呼声不绝于耳，半 出于商家的代言人，半出于朝廷。同治三年之后，清廷叠令各省 裁减厘局，动作不可谓不大，但是各省阳奉阴违者有之，充耳不 闻者亦有之，最后还是令中央政府苦心孤诣的釜底抽薪之计化为 一纸空文。军队问题也是如此，不论朝廷如何梦想将军权收回中 央，但兵为将有的现象却成为定制无法打破，湘淮军如此，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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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师如此，练军如此，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胡燏棻、袁 世凯的小站军丨也如此。待到精明的西太后一死，不自量力的满 清权贵疵釜沉舟地这也要“收归国有”，那也要“收归国有”的时 候，满清王朝也就寿终正寝了。
晚清政治格局枝强干弱的走向，不仅打破了内重外轻政治比 重，而且也順理成章地改变了满重汉轻的袼局，满人的权力围大 踏步地退缩了，“满中无人”的现象，愈演愈烈，八旗子弟的蜕化 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由于地方事权日多，机会也多，所以 人才不再把眼睛盯着中央，在京师里挤，地方督抚在延揽人才方 而显然比笨拙的朝廷各部傲得好，早在曾国藩时代，曾门与幕下 人才之盛，天下无出于左’到了袁世凯、张之洞时代，他们夹袋 中的人物，是可以组织一个现成的政府。李鸿章以地方督抚的身 份，长期左右朝廷的外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中央政府无人、无 能之诮是逃不脱的。
晚清政治袼局虽然一直沿着枝强千弱的方向走，但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既没有出现地方的割据反叛，也没有出现虽然名义不 叛，但实际上中央根本无法插手的地方政权（如唐之藩镇、湘淮 军这些军阀的雏形，成长的速度似乎非常悝。清政府之于曾、左、 李显然没有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前门驱狼，后门迎虎，一如唐 王朝依靠朱温和李克用剿平黄巢一般。究其缘由，仅仅以理学名 臣的道德束缚恐怕不足以服人〔有些稍神因索可能不是道德问题， 比如其中最忠心耿秋的左宗棠，一心要让“今亮”超过“古亮”， 纵然主弱且囿，他也要像诸葛亮一般，捧着阿斗，鞠躬尽瘁，好 像更像是一种虚荣心〉。曾与李都遇到过劝其黄袍加身的人，虽然 他们没有听人劝举旗造反，可是也并没有像岳钟琪那样将说项者 绑送朝廷治罪。说一点儿不臣之心都没有恐怕说不通。
晚清政治格局虽然一变为内轻外重，但中史政府却能在势力 削弱之中维持大体上的平衡，恐怕主要要归功于清廷的最高统治 20
者西太后与恭亲王奕圻政冶手腕的高明。他们适时地采用了利用 矛盾，制造矛盾使诸地方派系相互冲突，时尔抑彼消此，时尔抑 此消彼的控制权术，巧妙地使湘、淮及左氏湘系相互仇视，各不 相下，而朝廷稳握居中裁决之权，从而也保住了中央虽然有限，但 却较为稳定的权威。
晚清政治呈现出十分奇怪的态势：一方面地方势力的崛起已 使中央孱弱到了做不了什么大事，更无从应付西方势力入侵的挑 战的程度，另一方面各地方势力却要靠向朝廷争宠以扩张自己。中 央政府只把精力用在驾驭与控制上，而只靠地方的“自强”变革， 来应付变局，而地方势力的种种扩张行为在被此力量消长的明争 暗斗中达到了某种平衡，地方自主的变革努力，在加强自身的同 时，实际上也增强了中央的实力，或者说国家的实力。不言而喻， 自湘淮军初显军事近代化之成效以后，清廷对付国内的叛乱的挑 战能力显然增强了。
‘在晚清的所有重大政治活动中，中央政府明显地缺乏主动性， 在应付西方挑战这一晚清最重大的课题而前，也只有地方的主动 性，中央对地方的主动性既不否决（事实也无力否决也不运用 中央权力将之推广，只是一任地方所为，为其政治做近代化的补 丁。在这种“应变模式”中，中央政府所考虑的更多是力量的均 衡，地方各派系之间要均衡，中央与地方要均衡，进步与保守势 力之间也要均衡，应变只好靠地方来推，允许你推，但又不让你 推得太远。而地方在近代化的努力中也不免捧上很多一己的私利， 一派的私利，但却每每充当变革的发动者。
总之，在晚清政治袼局的嬗变中，地方势力巳经强大到了这 样一种程度，任一种稍为大一点的政治举措，没有地方的积极性 都是一纸空文，而应付外来祧战的变革，也只能来自地方的推动 甚至于只由地方去自办。中央政府只是握着势力平衡的杠杆，而 将发动者的位置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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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洋务运动是晚清的一件大事丨声势虽然不是很大，但拖的时 间却很长，太平天国失败后，下层绅士与百姓反了几十年的洋教， 而“中兴名臣”与其他地方督抚们摘了几十年的洋务，两者都对 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我们将要讨论的戊戌 维新都有育接的关联，
洋务运动的说法多少有点貶意，大抵像当时的反对派和后来 的研究者的口吻，而在发动者自己，则名之为“自强”。姑弗论它 “强”的是中国，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