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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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技术 尚不纯熟〉，明显处于监视之下，因此，两人并未谈什么变法的实
〔1〕徐致靖：（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玻格委任，以 行新政而图自强折》，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2〕张元济：【关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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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题，更多地是谈张元济所办的通艺学堂的情况。张元济“叫 起”（宫内召见的代用词〕尚且有人监视，大名鼎鼎的康有为那就 更得有人盯着了。这一点’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都是十分清楚的， 所以，尽管双方都渴慕已久，但谈起话来却不能尽兴，更不能畅
所欲言。
所以说，光绪与康有为的谈话，最大可能是关于变法的技术 性问题〖大政方针康在奏折和进呈的书中俱已详陈、比如当时最 迫切的翁去后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络问题（这反映在康有为年谱卜 就是康有为要光绪：“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 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尝，破格摧用。” 一段话连用两个 “擢”字，可见其急切！（康有为当然首期光绪提拔自己，但光绪 却别有主意〕，关键就是倾向变法的人在军机处里要有位置。其次 可能是关于下明诏和交部议的技术问题，因为皇帝上谕一般要由 军机处来草拟（承受谕旨，回堂拟穹、如果谕旨下到军机处，大 臣就可以驳议〔即与皇帝商量〕，如果不由军机处来拟旨，原则上 也是可以的，因为军机处原是后添的中枢机构，不由军机处拟旨， 下到军机处的就是“明诏”，大臣就只好照办厂。只有类似的谈话 内容，才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才与会面的时间相匹配。
《光绪朝东华录》对光绪召见康有为事有记载，与康有为自己 所说的两相对照，可以扣掉康说的太多的水分：
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于仁寿殿，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 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衡门，勿 黜革旧大臣而惟攉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 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 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 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亊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 息。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杈，而待此辈之大臣亦祗当如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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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藩候故亊，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不
必尽去也。上然其言。〔1〕
这份记录也有以结果推测内容的问题，以见前与见后康之表现来 看’他未必会建议“不加其官”而只许专折上奏便了事。但不管 怎么说，当时的史载，总要可信度大些，因为康有为尚来不及在 此大作文章。即使受康的影响，也不会太离谱。
不管怎么说，这次会面还是很重要的，它毕竟是清朝皇帝与 维新派首领的第一次面晤，通过这次会晤，康梁真的成了变法的 政治顾问，他们对变法进程有了更多的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和参 预却是通过与康有为原来料想的井不相同的方式完成的。
光绪虽然长于深宫，但并不糊涂，这也许是爱新觉罗家族的 特点，不论贤愚不肖，神智都很健全，他十分清楚康有为的心意， 也认可了康有为的主意，从而更加认清了康有为的价值。他亲切 的姿态和谦逊的态度使得康有为大受感动，可以说他以独特的帝 王风范征服了这位一向自命不凡的康圣人，使他从此以后再也不 能忘怀于光绪（未见光绪之先，尽管也主张学日本，主张搞君主 立宪，但却未必对君主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执迷于保皇，成了他 以后政治生涯的一大特点。但是，光绪却决计不把康有为超擢到 身边来当顾问，承受这种被召见的旷古奇典的康有为，仅仅得了 一个小伦不类的总理衙门上行走六品衔的小苢，连梁后超都觉得 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前面说过，康梁并非优秀的行政人才，这一点光绪帝通 过几番摸底，想必是清楚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促使光绪不提拔 康有为，就是这几年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名声，这种名声太大了， 大到了树大招风的地步。总之，这个时候将康有为破格超拔上来，
〔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97页， 230
所引发的副作用恐怕大得会令光绪承受不了。
虽然光绪没有提拔康有为，却给了他以专折上奏的特权，有 了这个特权，康有为就不用挖空心思代人操刀，而可以源源不断 地将主意递上去，以供光绪裁决。从这一点上讲，他与光绪的关 系比之未召见前密切了不少。康有为毕竟是维新志士，没有被提 拔，虽稍有牢骚，但很快就振作起来，全力投身变法操作。由于 光绪不久又引人了谭嗣同等四小军机，康有为的作用就更加突出 了。
在召见康有为之后约半个月，7月3日，梁启超由于徐致靖的 推荐而被召见。按清朝的典章惯例，只有四品衔以上者方可被召 见，由于恭亲王已逝，这一愤例已经被打破，所以康有为、张元 济都见到了皇帝。梁启超以白衣举人身份被召见，虽然很少见，但 却不在职官召见的惯例约束之内，皇帝有权可以这样做。所以，召 见梁启超，从制度角度来看，远不如召见康有为来得重要。
关于这次召见，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只淡淡地提了一 句… “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看来，这次召见双 方没有谈得很畅快，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把“孝”说成了 “好，，’把“高，，说成了 “古”，君臣问答，无法沟通，光绪这个世 居北京的“外江佬”眼看一时弄不明白梁启超说了些什么，只好 留下《变法通议》，叫梁下去歇歇了。《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办 《时务报》时发表的十二篇论文的合集，篇篇精选，字字珠玑，其 中的主要内容，其实光绪想必已有所了解〖据张元济回忆召见时 的情形，说“光绪帝对外边的事很熟悉”〔1〕广召见后，梁启超被 赏以六品顶戴，让他去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启超显然对这次召见印象深刻而懊恼万分，那个时代的读 书人，有谁不想在皇帝而前一展才华呢？从此而后，梁启超开始
〔1〕《戊戌变法》（四〉，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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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夫人教他讲“官话”（幸好有光绪这一刺激，否则以后清华研究 备四大教授之首的梁先生的课就不好上下去了〉，大概起因就是这 次召见。而梁的同志们也认为梁没有按故事擢人翰林，是因他的 口音而使光绪“不喜”。
其实，梁启超的懊恼与他的同志们的猜疑都是没必要的，光 绪这个人虽然有毛病，但心胸却是很宽阔的，他断不会计较梁启 超的口音，而吝惜官职。在召见之前，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和文名 满天下的情形，他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召见时就算梁能象他老师 一般侃侃而谈，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就是这样。梁的澳恼可以理解， 就像什么都会结果老师提问时却口吃得答不上来的小学生一样， 但他其实不知道这并没有影响光绪对他的基本看法。光绪的意思， 是让梁启超继续在启蒙（包括引进思想）上多措意。当然，光绪 的这个意思，并不十分合梁的初衷，与他的老师一样，在那个时 候，他们还是以在政坛上一展身手为最大心愿。在变法过程中，梁 启超也起了参与谋划与规划的作用，据胡思敬记载，京师大学堂 这个在《明定国是诏》里特意单列的“新政”，开办过程“百事草 创，学校尤繁赜，礼部不敢主议，诿之总署（即总理衙门―笔 者、总署私属梁启超，启超乃采日本东京学校规则，草议八十余 条上之。”〃〕与他的老师一样，树大招风，声名在外，所在只好干 这种没有名分的实事。
五、替代：四小军机
随着变法的深人，光绪召见的微臣越来越多，8月间，严复、 谭颺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先后都人京得到这份荣光。而 新政的诏书大多由康梁奏折之意出之。但是由于变法愈来愈受到
：1〕明思敬：《戊戌霣霣录》，《戊戌变法》（一、第361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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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派的抵制，西太后的偏袓一方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一些原本 不反对变法的中间温和派大臣也幵始随风倒，附和顽固派为变法 制造嫜碍。翁同龢之去，在军机处这个中枢机构上无人出头为变 法作主，随着顽固派捣乱的加剧，翁去后留下的缺憾愈发明显。于 是，9月5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光绪毅然任命谭嗣同、林旭、 杨锐、刘光笫四位年青人为四品卿，人军机为军机章京，填补翁 同渐去后的缺憾。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中层办事人员，其作用因人而异，有时 大有时小，能人在此位上，有时作用比一般军机大臣还大。军机 章京分满汉两班，每班8人，日值两班，凡属军机处事务，莫不 由章京具体负责办理，小到上传下达’大到草拟上谕。军机章京 —向都被视为实权人物，人称“小军机”。
谭嗣同等人被任命为“小军机”，反映出光绪为坚持变法的良 苦用心。这四个人都倾向变法，其中谭網同与林旭态度还相当激 进。但是他们又都有一定的来头，不象康梁那样没有“根基”（康 有为之叔祖康国器虽当过广西护理巡抚，但时间已久，且关系较 疏，箅不上是世家子弟更不象康梁那样名声在外，遭人忌恨。 谭嗣同系湖北巡抚课继询的长公子，谭继询是个出了名的循 规蹈矩之人，西太后对他很放心。林旭这位白衣秀士，鑲豳佳公 子，本是洋务派名臣沈探植的乘龙快婿，又曾为荣禄幕僚。这二 人又都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没有真的人门受业〕，与康梁的思想 十分合拍，系十分健锐的维新派斗士々尤其是谭嗣同，虽生于苢 宦之家，却绝无世家子弟气，生平好交结江湖义士，槺慨仗义，有 古侠士之风。刘光第原是刑部主事，倾向变法，但态度比较温和， 有调和新旧的意向，他与张之洞有些渊源，对张之洞相当推崇，不 过在被选人军机后，表现得相当不错。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 长期在张之幕下，张倚之若左右手，1&89年人京以举人官内阁中 书，与张之洞书信不绝，张有事托杨锐，而不托在京任职之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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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关系之深。诚然，杨锐也同意变法，但态度上往往以张之洞的 立场为转移，所以在变法中，他的态度最为缓和。
尽管光绪选择这四个人人值军机，充分考虑到了顽固派的承 受力，实际上是一个略带妥协性的办事班子。但是，四小军机在 进人军机处那天起，就引起了老派人马的强烈嫉视。
据梁启超讲，四小军机“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渝 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广〔1〕如此隆重之礼，说明了 光绪对四小军机的重视，也发出了一个信号，顽固派军机大臣有 被架空的危险。
按惯例，新上任的军机章京必先去军机大臣私第挨门拜谒之 后，方才到差，可是也许是由于不了解这一内惰1或是觉得自己 由特旨而授，身价不同，所以他们四人均未去拜，即到军机处供 职（不了解情况的因素肯定会有，对像杨锐这样的人，肯定不会 因这等礼仪上的小事而开罪大军机的这一举动，如火上浇油一 般，使军机四卿一踏人军机处的门槛，就与原来班子中的大多数 人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军机处与一般中央机构不同，无衙可言，因为它成立时就是 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因此在皇宫隆宗门内的一所平房里办公。军 机章京分作满班和汉班，各据一端，而四小军机来了之后，发现 满班和汉班内均无他们的位置，两边互相推诱，有意刁难，“诣汉 案，辞曰：‘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诣满案，辞曰：‘我辈满 股，君何为搀杂？〃〔2〕血气方刚的谭嗣同等人岂能受这个气，干 脆以硬对硬，抬腿就要走，这一下，对方到软了下来，军机大臣 出面，在屋子中间为他们设下桌案，从此，他们就成了军机处的 “中心”。从此而后，几乎所有有关新政的奏折都交给他们处理，由
〔1〕《戊戌变法》（四、第65页。
〔2〕参见汤志约：《戊戌变芍人物传稿》上册，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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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拿出意见，在奏折上夹上写有处理建议的签条，然后由军 机大臣转呈皇帝裁夺。守旧的军机大臣们，一时间几乎无事可做。 为了垄断新政事宜，四小军机兼代满班与汉班业务，也分成两班 当值，谭嗣同与刘光第一班，杨锐与林旭一班，“名为章京，实则 宰相也一此后新政，皆四人行之。”〔1〕
杨锐人值军机后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圣训煌煌，只增战悚， 每曰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 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兄与 林〔旭）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