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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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一、资历问题
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洽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 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 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 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 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 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人政变的漩 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 —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戌年年初， 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份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 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 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 持，方可仰答圣意广〔1〕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 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
〔1〕袁世凯：《戊戌日记》丨转引自冯天瑜：《张之洞评传I河南教育出饭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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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的翁同龢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甚至连十分同情变法的费行简，也对维新党人感有些不以为 然，他说：“其党（指维新派〉传嗣同犹夭人，时予与稔交，知其 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词章之壬， 更鲜老谋广。〕明面上说是他们缺乏经验，不老谋深算，等于是说 他们缺乏阅历。也就是说，即使在费行简这些人眼里，维新党人 还是难以孚众望，压得住台面。
就是连十分赏识康粱的光绪帝，也很难超越这种资望的成见。 他召见康有为后，只赏了康一个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有六品的头 衔，距康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结果令维新党人大失所望，在召 见的次日，梁启超写信给他的至友夏曾佑说：“丙王母主持于上， 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广〔2〕尔后， 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賜人翰林，最 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广〔3〕当时梁办《时务报》声名赫赫，大家都 以为这回必有大用。结果，只赏了个空头的六品顶戴，什么官衔 也没有，比他老师还惨。其实，光绪不给康梁好一点的位置，高 —点的官衔，只是由于他的权力有限，（西太后规定一品以上大员 任命须经过她，而将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作主，召见 毕，尽管军机大臣提议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但光绪完全可以在此 基础拔上两级。〉还是因为在光绪眼里，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 材料，难以人中枢主持政务，所以召见完之后，许康有为专折奏 事，实际上让他编书提供理论。而让梁启超主持译书局，提供西 学材料。直到政变将作，还是让康有为南下督办官报。其次是由 于两人资历不够，出身一般，骤升高位，恐引起顽固派的撖烈反
〔1〕（戊戌变法》（一 1第467页。
：^： 丁文江、赵丰田：《巢启超书年谱长编》，第121页。
〔3〕《戊戎变法》（二、第573页。
应。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样，粱启超未获大用是由于梁启超 “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结果把“孝”说成“好？把“高” 说成了 “古”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宮当。〔1〕其实梁启 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 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 “不快而罢”呢？〔2〕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 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霈要远 逊于守成的霈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在传统 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 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痕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 切实有用。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 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同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 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 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栺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 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 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 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幵始 （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箅）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 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 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矿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螅唬晃┱小∪思刀剩乙材焰谥谕Ｄ昵嗳说姆⒒幼饔茫窃谟醒凼丁〉睦先苏诒蜗路侥茉俗鳎绻黄咀约旱ゴ蚨蓝罚羌蛑笔遣豢�
〔1〕4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2〕《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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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 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 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步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 笑静胡沙”的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 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之的诗篇这 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有“小儿辈破贼”作为垫铺。年青 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垫铺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 “老人”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这种情况 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 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 的言却只是无所痛痒的话々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 ， 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常态的政治愤例就不再起 作用，这种时候年青人就比较受欢迎了。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 起作用。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 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 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 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荣于开国的时 期。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 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 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人仕到公卿，平 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 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 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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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岁不得面陈一言。”〔1二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 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面参劾官员的“六法”，首 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 即“轻稚妄比久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 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 “浮躁”的借口参劾，丟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 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 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青的 皇帝再加上年青志士（康有为不过40岁、使得…贯柑信老成资 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 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 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6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 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这 称谓流皤了一般人对年青皇帝加年青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 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 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 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 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 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 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广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 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 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2〕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 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他
〔1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魅一。
〔2〕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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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轻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 感和道德等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台湾有关戊戌 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 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々其本身位卑职小； 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 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
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 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 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由 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 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 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 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 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奄无效 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 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 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彳艮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 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 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 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
〔1〕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56页。 182
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 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 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由康梁等人设计的百日维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抓住 这个要害，有点像下毛毛雨，什么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点。是 不是康梁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想走洋务运 动官办工业的老路呢？当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有为 就明确指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 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 器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 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 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 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 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1〕非常 明白不过地提倡民办工业、运输处，甚至矿业以及金融业（参见 《公车上书》其他内容〉。
但是，为什么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变成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等等诸领域普遍润泽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维新真正吸 引注目之处绝非它的经济政策〉？我个人以为，这里也有康有为 “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的因素，也有补丁传统的影响。
补丁传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甲午战争淮军与北洋水 师的失利，洋务运动大为人所话病，但在甲午后大臣们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