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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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98年，国家安全局官员发现许多当初声称能解决千年虫问题的公司突然都依次收回了他们的承诺。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说：“有时，在事情发生之前，国家安全局不会知道其中存在着问题。”米尼汉说：“解决千年虫问题是一个冗长乏味的工作，期限不可更改，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解决问题。”
随着期限的临近，国家安全局数千台电脑的管理系统被评估，各终端都贴上了标签。绿色的标签表明系统运行正常，没有千年虫问题。黄色的标签表明系统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而红色标签提醒人们：“千年虫问题没有解决。”
在临近关键日期不到一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应对工作一直落后于时间表。
仅有19％的计算机做好了准备，近60％的维修工作还没有进行。但由于有了克服瘫痪的计划，到1999年7　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们还是设法将94％的计算机修理好了。
剩余的6　％预计在9　月未完成。
最终，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千年虫的侵袭没有破坏或只稍稍破坏了国家安全局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继续监听，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　月24日。
最后，安全局花费了数千个工时及三百多万美元进行维修后，这一系统被重新组装起来。三天后，国家安全局从它的电子昏迷中复苏，它的存储记忆依然完整无损。“我们已经有能力存储这历时三天半收集到的信息，”海登说，“当我们反过去对信息进行处理时，用了八到十二小时。”在中断时间里，本应由国家安全局监听的许多信息转到了英国通讯总部。“我们为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英国通讯总部的一位官员说，“这使他们极为尴尬。”
在遭受这次重创一年后，随着计算机管理更加集中化，国家安全局大概有12％至15％的大脑系统能再次正常运转。尽管如此，海登总结说：“对我们以及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来说，网络的中断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建设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必须马上到位。而且，挑战并没有就此而止。”
由于海登的脸又圆又胖，头顶又秃又亮还戴着无边的眼镜，他被形象地比做一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间谍头子，而不是一名伊恩。弗莱明式的小密探。他还缺少典型的高科技间谍头子的背景。在他上任不久，就告诉全体员工说，算术不是他最好的功课。他承认：“我不是一个数学专家，也不是一个计算机专家，我也不愿装做是专家。我将深深地信赖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数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补充说：“当我想到富有智慧和逻辑的智囊团整日在这儿工作时，我就能想起我的孩提时代的感觉：墨菲太太把二年级的课程表拿给我看时，我感到胆战心惊。”
海登出生于1945年3　月17日，在匹兹堡长大。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他避开了艰苦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学习了历史。在60年代末的强烈反战时期，海登被选进后备军官培训班，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就在他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不久，他于1969年加入了美国空军，被分配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在奥富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传令官，两年后他到关岛负责第八航空队情报事务。70年代后半期，他主要在佛蒙特的圣。迈克尔学院培训后备军官。
1980年6　月，新提升为少校的海登被派到南韩的乌山空军基地担任战术空军作战大队的情报主任。两年后，他又回到学生的美好时光，后来又作为空军武官被派往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从那儿海登又调到五角大楼做政策工作。后来在布什执政时期又进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直到1991年。他在驻德国的美国欧洲指挥部做了情报工作之后，接管了空军情报署，成为得克萨斯州凯利空军基地联合战争指挥控制中心的主任，在那儿深深地卷入了信息战。他后来在南韩担任联合国军指挥部副参谋长，负责处理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军人问题。
海登在韩国收到了派他去国家安全局任职的秘密指令。在不久后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和妻子一起去基地电影院看电影。上演的是一部他没听说过的影片《国家的敌人》，在影片中威尔。史密斯扮演一个被国家安全局窃听的普通公民，哈克曼扮演一个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官员，这个官员时常为国家安全局的庞大权力担忧。
“除了不符合事实外，”海登说，“那是一部很好看的影片，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在走出电影院时，我说，把国家安全局错误地描绘成了那个样子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个团体能把秘密和权力扯到一起，我并没有感到不太舒服。这就是电影所反映的秘密和权力的罪恶。”
当海登到达神秘城时，那里正遭到围攻。国会正向它发起攻击。士气比埋在地下的光缆还低。高级管理人员都成了“军阀”，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战斗之中。国家安全局一位官员说：“‘军阀主义’这个词在这用了好几年了。这就意味着每个副局长都像封建‘军阀’一样，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更大荣誉，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如果把我的员工安排到另外的部门，我决不会干的。这些副手就如同狗抢占地盘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高级政策委员会，它在影响国家安全局的很多主要问题上向局长提建议。这个委员会由许多长期争论的“军阀”组成，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都是不可能的。“我不知如何能做成一件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房间中有35个人，却一事无成。在这个该诅咒的领导队伍中，人人各持己见。局长也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得到一个大家一致赞同的意见。”
海登到来后发现安全局的财务体系处于混乱状态。2000年1　月，一个官员就说：“预算是个大问题，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也说不出个原因。这简直让他发疯了。”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管理上的新问题是面临巨大的科技挑战。
海登坦率地承认，安全局的生存面临着危险，“现在我们面临着最大的技术和分析的挑战——我们监控的目标随时都在变；非传统的敌人和联盟；全球性的信息技术爆炸；数字密码，等等。别弄错了，我们正面临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当计算机系统出毛病时，海登到国家安全局工作还不到一年。这也证实了他早就听说的国家安全局的“身体要出问题”的最坏的预言。“国家安全局过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没有再好的了，”一个官员说，“现在甚至不能正常运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你知道一个现代化的公司已经脱线四五天了吗？他们正在拼死挣扎。”
曾在计算机科学方面闯出新路的国家安全局走了私营部门害怕走并且没能力走的路，现在为了保住生命，它只能拖住技术的尾巴不放。“他们具有的专门技术现在已不再有用了。”一位前官员说，“要他们拥抱这个新世界，那是一场苦难……
他们现在只想苟延残喘，对付着活下去。“一个亲眼目睹计算机面临瘫痪的佛罗里达州的国会议员波特丁。格斯更直率，他说：”请相信我，这儿不过是修修补补，我们已不擅长我们过去做的事。“格斯还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实际上国会情报委员会至少在三年前就已警告过国家安全局和与之相关的部门。“
在安全局的计算机瘫痪一年多以前，国会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约翰。米利斯就说过：“信号情报已处于危险之中。”就像一个大副焦急地从一个将要驶向暗礁的船长那里抢过船舵一样，情报委员会开始强制国家安全局进行改革。米利斯和格斯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指导处工作了十几年。米利斯也曾在国家安全局的行政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他们两个团结起来，重振国家安全局敏感的信号情报工作。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50年中，我们一直生活在信号情报的光荣时代，”
米利斯说，“信号情报一直是决策人和军队指挥官选择的‘内参’。在以往，科技是国家安全局的朋友，但在前四五年中，科技已从秘密情报的朋友变成了秘密情报的敌人。”
以前，通讯系统中的一次重要的革命——电话、收音机、电视、卫星或电缆电报——在一代人中可能最多发生一次。其中可预言的阶段给了国家安全局时间去寻找新的办法以对新媒体进行窃听，尤其有许多科学家也在暗中为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科学顾问委员会服务。而现在，技术革命一一个人电脑、移动电话、互联网或电子邮件——几乎每年发生一次。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顾问们无法在技术上占据垄断地位。
从1992年到1996年初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迈克。麦康奈尔说：“我们越来越需要与更加多样的电子环境打交道。杂乱不仅存在于人类的通讯和传感器的信号之中，而且存在于机器间的对话之中。”
国家安全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技术应用全球化的变化。国家安全局的一些监听对象仍然使用传统的通讯方式——通过微波和卫星传送的未加密传真和电话。从截获的有关伊朗试图获得C802弹道导弹的情报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局仍有能力用这些技术完成任务。但是，其他监听对象正在改用更复杂的通讯手段D　密电路、光纤、数字移动电话或互联网。问题是，要渗透到新的系统并且不忽视原有的老系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专门技术。
“我们两方面都应做到，”海登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说，“不能放弃原有的，而且还要做得更多。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看起来正在超前发展，而别的地方看起来仍然像15年前一样。在先进与落后这两个世界里发生的事美国都要接收。当你在做一些新的工作时，那些旧的工作对你依然重要——在预算不允许你引进新旧两个信号情报系统时该怎么办？你现在对国家安全局的艰难处境已经有了精确的了解。”
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用直观的数据简述了今天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监听通讯信息量过大。40年前有5000个独立的计算机，没有传真机，没有一部移动电话……在1999年有超过4。2　亿台电脑，其中大部分已联网，大概有1400万部传真机和4　石8　亿部移动电话，一而且这些数字仍在继续增长。电信产业通过投资亿万美金已经形成环绕全球几百万英里的高速宽带光缆。麦克纳马拉还补充说，进入2000年以后还会有3。04亿人上网，比前一年提高80％，其中生活在北美洲的人不到一半。
国家安全局不仅要在不断扩展的通讯领域中进行窃听，而且白宫、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其他部门安排给它的任务也在大大增加。1995年收到约1500条要求“立即”提供情报的“特别请求”。到2000年秋，这些请求的数字以17％的速度增长到3500件。正如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说，情报分析人员是在大量的信息中“蛮干”。
问题不是如何在不断增多的通讯中进行窃听，而是如何把信息返回国家安全局。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当然，你们先要弄清楚你们带回国家安全局处理的谈话都是些什么内容？你得用容量大的专线将其送回，所以不得不使用既有限又昂贵的带宽，你不可能把全球带宽都用上来把所有信息送回美国，因此有个物理难题……你必须用一个容量大的专线，而现在还没有。”
即使能把大量的信号成功地送回米德堡，那里也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去处理全部信息。“假设这里有一条能传递中美之间所有信息的专线，”一个高级信号情报官员说，“我们还要有语言专家来进行监听，而且在监听情报时你们可能发现最重要的信息是很微妙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语言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在窃听时用大功率的电脑尽可能地对窃听的信息就地进行最早的筛选。“你们有了‘天线’，”一位高级信号情报员说，“现在你们又有了过滤器。通过识别特征把某人或某团体的通讯信息从众多的通讯信号中筛选出来。”
他说，这些特征之一就是监听对象的电话号码。“你们正在寻找的是通过那个电话号码的信息。在一个被拨打的电话号码与规定的号码不同时，筛选器会将其忽略直到相应的号码出现为止。我们按所监听的对象名单来核对外面进行的对话，如果不符就将其拒绝，而对被拒绝一方不会有任何影响。你不查它们，它们就不会被储存。查到的资料被送到分析员手中进行分析，它们也许是在国内安全局总部的某个地方。”
鉴于国家安全局现在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电信通讯不断增长，美国国会已开始加以关注。一些人认为在多年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安全局过于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