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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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华盛顿开始对两个人的命运忧，G 忡忡，一个叫米歇尔。迪瓦恩，他是美国人，在危地马拉的热带雨林中开了一个旅馆；另一个叫埃弗拉恩。巴马卡。
贝拉斯克斯，是个游击队长，与美国律师结了婚。有迹象表明他们被受雇于中央情报局的危地马拉军官所杀害，而中央情报局也许知道谋杀者。一位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气愤地给克林顿总统写信说：“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这次谋杀，使我得出惊人的结论：中情局已经失控，而且局里还有一个只能被称做犯罪分子的人。”
由于中央情报局和国会都要求调查这件事，国家安全局被要求到它庞大的信息库——多年来所有储存的原始通讯信息——去进行核查，即从1987年1 月至今任何与迪瓦恩及贝拉斯克斯有关的信息中进行核查。鉴于安全局可能因此事陷入困境，安全局总顾问提醒行动指导处，依照联邦法律，在未得到安全局局长。司法部长或国外情报监视法庭批准的情况下，不允许收集美国人之间的通讯资料。“他还说：”
安全局无权为执法或调查目的收集信号情报。“律师们担心这种监听行为会引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
1996年6 月，正当前参议员鲍勃哆尔和总统克林顿开始为秋天的竞选厮杀时，分析人员收到特别指示，不要提及任何候选人或政党无意间被监听的事情。一份备忘录说，“如同候选人一样，美国政党也被看做是美国公民，因为读取情报的人能够判断出某一美国公民的具体身份，所以应避免使用真实名字、独一无二的头衔、个人特征及具体的语言环境，以免暴露政治党派或候选人的身份。
这份备忘录还说：“我们预测199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时为了解外国情报或评估其重要性，有必要提到一些政党或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只用笼统的称谓来指称那些具体的人和政党：美国某政党，某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某位参议员候选人等。请注意，即使用了这些名称，其具体的身份还是可以从报告的上下文中判断出来。”
1997年10月，克林顿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华盛顿举行了最高级会晤。
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窃听活动。该计划需要通过卫星和微波频道进行大范围的搜寻，来确定有情报价值的关键电话。
早在四个月前，国家安全局的律师便向安全局的行动指导处发出了一份绝密的、简短的备忘录，为这次复杂的计划做准备。备忘录说：“这次计划涉及面很广。”
这意味着国内的通讯频道也必须接受搜查。“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任何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都应按有关要求去做。”
备忘录又列出了一系列监听人员和分析人员可能会提出的疑问，其中有：“你是通过信息库得到的信息吗？”“监听对象是什么人？做为美国人他（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外国情报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通过电子窃听能得到什么情报？为什么这样认为？”
备忘录还列出一系列的指南。“如果你的监听对象是外国人，但无意间发现有美国公民和他交谈，你就可以报告，这是一份外国情报，只要你强调外国人一方而少提美国公民，而且应用一个笼统的名字来指称这位美国公民……如果有人需要涉及美国公民的情报，你就让他与P （）2 即国家安全局特别信息控制科联系。”
官员们还预感到，分析人员还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局的“原始通讯贮存系统，这个系统里有能够鉴别美国人身份的信息”。因此，分析人员受到警告：“进入这个系统前，你对你的问题做过研究吗？进入该系统后，你想得到哪种类型的信息？”
安全局尽管受到一些法律、法规和内部规定的严密控制，但仍能钻一些小空子。
国家安全局要下很大力气删除已发出的报告中的美国人的名字，但其他使用其情报的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只要给安全局发传真提个要求，便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名字。这个要求必须说明原因并指出“这个名字对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是必要的”。一旦收到这样的要求，国家安全局将把这些名字储存在信息库中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不会说出这些名字对外泄露了多少次。
“美国人的名字是不会被列人报告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情报客户”在报告中说，“只会说‘美国人’。当然对英国人也如此。如果你需要什么人的名字，打个报告便可。有个部门叫美国人身份鉴别处，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说，我想知道某某家伙是谁。当然，如你……要给他们寄封信说明原因，他们会告诉你的。
你要告诉他们传送号码和顺序号码。这个美国人在美国还是境外都没关系。只要你把理由讲清楚，安全局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收到你的信，顺序号码是…
…‘然后他们（国家安全局）又会说：“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这是控制号码。
‘因此他们（安全局）便有了跟踪号码。“
“如果信号情报报告分送给20个人，并不是所有20个人都需要情报所涉及的人的真实身份，”一个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也许仅有5 个人需要并提出询问，他们应该用书面的形式提出要求，并且要证明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即是为了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否则，我们就不提供。如果他们想得到某个美国人的真实身份，还得进行登记。”
另外，只要安全局局长认定窃听内容涉及重要的外国情报或可能的犯罪证据时，两个美国人之间的国际通讯内容或在外国的通讯内容也会被保留下来并传送出去。
1997年7 月1 日司法部长雅内。雷诺同意对这些规定所做的修订。
涉及普通美国人的隐私问题时，如果对话的一方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录音带必须立刻毁掉——即使这位官员是与国家安全局的某位重要的监视对象谈话。
对美国人来说，国家安全局的最大危险是它参与执法活动。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局常被用来秘密监视一些反战分子和那些对白宫不满的人。而今天，国家安全局所监视的对象是那些“跨国界”的违法行为：毒品交易、恐怖活动、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武器扩散和非法贸易活动。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提道：“这次收集情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毒品跨国贸易情报。这次行动也是执法的需要。所有活动必须按国家信号情报的要求来安排。所获情报应由国家安全局分析并上报。”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情报官员说：“如果信号情报活动可以告诉总统，‘当你监听某个家伙时，你实际上在监听某个卡特尔’，这是个应该让总统知道的好消息。”
关于安全局参与执法行动一事，前任高级律师斯图尔特。贝克表示最强烈的反对。他说：“我在国家安全局任职时，我们经常诙谐地谈论检查官们在搜寻与大的调查活动有关的情报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他们面对情报部门所收集到的情报，第一反应就是惊奇地张大了嘴。接下来，他们便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报告中有大量有用的信息，于是就非常仔细地阅读每一份报告，后来渐渐地认识到报告都是为其他目的而编写的，而且似乎不会有满足他们要求的内容。最后他们便是感到厌倦，咬着牙苦苦地翻阅下去，多半是为了避免以后被别人指责检查工作不全面。”
使国家安全局参与执法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因为苏联已不再是威胁，”贝克说，“现在就可以把目标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情报人员来说，跨国界的毒品交易、恐怖活动、外国人走私以及俄国人有组织的犯罪等是应予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很难说清他们的监视活动是执法行为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
不久，一些以反毒品、反恐怖主义、反核武器扩散和反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等联合工作中心相继建立。在这些中心里有执法人员也有情报人员，这两个领域又危险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人认为把情报与执法分开会有什么危险，”贝克说，“我在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工作就是审查来自药品管理机构的要求情报的请求。有时，由于怀疑他们在试图避开宪法和法规的约束，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如果管理机构和政府的头儿们下不同的命令，我也不能幻想我们的反对会成功。”
最后，国家安全局是否秘密地滥用权力的问题就成了能否赢得别人的信任的问题。《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说：“相信我们能分清好坏，运用我们强有力的监督工具来为人类谋利益，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信任他人的人，我想对海登将军和他周围的同僚们表示信任。美国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局来破译密码、监听那些想谋害我们的人的谈话。但是期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心是不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是当恐怖分子在传播炭疽病时，国家安全局能抓住他。”
在1 月份的某个星期一的夜晚，万籁俱寂，国家安全局的大脑超负荷地工作着。
因一次突然故障，造成电讯中断，它的耳朵仍然能听到每小时数以百万计的信息，但是它的大脑已经失去思维能力。
在三英里以外巴特勒大街上，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空军中将的豪宅里，中将刚刚吃完晚饭，正在看电视，秘密电话响了，他被告知整个系统瘫痪了。那是2000年1 月24日。
晚上7 点，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计算机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已是深夜。由于某些原因，一套软件系统突发故障5 ；起了整个系统的瘫痪。“这是我们用来工作、处理信息的网络——米德堡一切都瘫痪了，”海登说。
局长命令采取紧急措施，并通知计算机专家、电气工程师。数学专家及任何一个能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人马上到场。“我跟他们说什么呢？”海顿自言自语。
“我把比尔。马歇尔（企业通讯主管）叫来，我说：”比尔，我需要有个说法，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家。我们该怎么办？“‘马歇尔建议召开全体大会。”我们确实就是那么做的。“在弗里德曼大礼堂讲台上，海顿告诫每一个人都不要提瘫痪这件事。”我说，我们出了故障是操作上的失误，大家要保守秘密，“海顿回忆道，”
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的系统瘫痪了。“在托德拉超级电脑设备所在的二楼，专家们拆开如同意大利面条一样错综复杂色彩缤纷的电线，电路和线路图纸覆盖在桌子和地面上，他们一寸一寸地认真地检查计算机的每一个神经系统。
在三个星期之前即2000年元旦，海登成功地躲避了千年虫，因而这次瘫痪对他来说简直是个打击。但是在近10年内，由于使用过度，而且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安全局的大脑已经快要中风了。最早的征兆是在90年代，那时国家安全局庞大的处理、存储、分送信号情报的“宇宙”号系统已经在技术上落伍了。“宇宙”号系统需要130 人进行管理，占地20000 平方英尺，造成了巨额开销。
为了避免瘫痪，“宇宙”号系统必须更换。1993年开发出一个名为诺尔马利莎的新系统，这个新系统使用标准的工作站、服务器和超级电脑，占地面积节省15000平方英尺，年费用节省300000美元，操作人员仅需10人。虽然这套设备体积变小了，但人们对它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例如加工信号情报原来可用1 个多小时，现在只能用10分钟。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电子动脉瘤是不可避免的——最易出问题的时间是千年夜。除完成它大量正常工作外，国家安全局的电脑系统也必须从99转到00，即转到2000而不是1900。 在接近新世纪的几周里，海登命令：我们要制定应急计划，以便在发生严重瘫痪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情报局继续运行”。他的前任肯尼思。米尼汉中将把千年虫问题称为“数字时代的厄尔尼诺”。1998年8 月，他说：“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员工将面临着最严重的技术上与管理上的挑战。”
早在1996年10月，这个机构就建立了“千年编程管理办公室”，随后更名为“2000年监督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也开始要求卖方对他们的产品没有千年虫的问题提出书面保证，并以此作为交易的前提。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国家安全局的信息主任罗纳德。肯放。为了对付千年虫，国家安全局实施了一个紧急911 计划，去寻找并雇用那些懂得新老计算机语言的人。为了激励员工，米尼汉将军许诺发奖金和给假期。
但到了1998年，国家安全局官员发现许多当初声称能解决千年虫问题的公司突然都依次收回了他们的承诺。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说：“有时，在事情发生之前，国家安全局不会知道其中存在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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