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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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享用情报拨款这块越来越大的肥肉。那时整个美国的情报费用预算达到了20亿美元；国防部得到的是14亿美元，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则进了国家安全局。这位身形清瘦、满头银发的海军中将上任后不久便宣称，国家安全局是一艘船，并订购了一枝75英尺长、3100磅重的旗杆，在上面挂上他个人的旗子，以使人们都知道是他在主持这艘船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姿态，国家安全局正在秘密地建立自己的海军窃听部队，用以补充其空军秘密情报收集部队的不足。由于20世纪50年代空战中阵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搜寻船开始加入了搜寻飞机的行列中。轮船的航行范围可以遍及整个南半球——南美洲及非洲撒哈拉周围，而在这些地区，国家安全局几乎没有设立情报收集部门。由于美国和俄罗斯都试图扩大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两个地区因此变得越来越受世人的瞩目。
然而，这个想法并不新鲜。俄国人多年来一直在利用40艘装有天线的拖网船队，沿着美国的东、西海岸线，在紧贴着3　英里领海边缘的地区游弋，窃听其防御装置。
“苏联人有一个庞大的情报规划，其中包括了利用拖网渔船进行侦察，”前苏联克格勃少将奥列格。卡卢金说，“还有所谓在苏联科学院的赞助下，装有特别设备的科技船只，会航行到任何区域，大西洋、太平洋以及任何它们可以到达的地方。并且它们还可以利用情报系统……来截取电子通讯，然后……切断它们。”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9年11月12日批准建成了国家安全局的第一艘信号情报船。
“塞穆尔。艾特肯”号将变成美国军舰“牛津”号。尽管以前只有巡洋舰才以城市的名字命名，但是这次人们决定给窃听船破一次例。之所以选“牛津”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美国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名字。这艘船还有一个复杂的名字：“综合技术调查辅助舰”。
改装工作开始于1960年，正好在总统大选前不久。441　英尺长的船身，57英尺宽的船舷，11498　吨的排水量，“牛津”号足以容纳一个相当大的情报收集中心。
1961年9　月11日，海军少校霍华德。伦德报告说他的船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待命出发。于是伪装成海军的大西洋后勤部队，从纽约出发驶向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港。
“牛津”号和以往任何海上船只都不一样。为了更快地将截取的信息从船上发往国家安全局，它的尾部装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直径16英尺的碟形抛物面天线。12月15日，“牛津”号成为第一艘在海上收到从月球上发来信息的船只。“它标志着海军通讯方面的另一个创举，”海军作战部长发来的消息这样写道：“这条消息是从美国马里兰州斯坦普内克的海军研究实验室战地站发出通过月球传送给你们的。”
几个星期后，“牛津”号开始了它的首次航行。离开了诺福克后，它在整个南美东部展开了窃听工作。结束了对巴拿马的科隆市的短暂访问之后，“牛津”号穿越赤道先后驶到了巴西的累西用卜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其航程中，“牛津”号成功地利用了月球反射天线将信息发射到华盛顿，这是“牛津”号的另一个首创。
除了速度方面的优势之外，月球反射天线还为轮船提供了秘密行动的可能。这种发射天线与标准高频通讯方式是不一样的，后者容易受到外国测向天线的拦截，而月球反射信号使用的是不易被拦截的微波信号，实际上是无法被察觉的。这种月球反射系统还能免受人为干扰。其系统的各陆地工作站分别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德切尔胜纳姆，距国家安全局不远；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冲绳的索比；还有联合王国的奥克汉格尔。
1962年6　月20日，海军中校托马斯。艾弗里。科斯格鲁夫接任“牛津”号船长。
科斯格鲁夫是一位海军行伍出身的军官，当过士兵，“他的性格像砂布一样坚韧，”
奥布里。布朗，一位船上负责情报截取工作的人员曾这样说道，“他从胳膊到手腕刺满了文身。他的脖子周围也有文身。他的言谈就像一个普通的水手。”
大约一个月后，7　月16日，“牛津”号接到另一项为期四个月的监视任务，出发前往南美海岸。然而，三天后，它又收到紧急命令，立即驶往古巴，去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到1962年的夏天，俄罗斯和古巴之间的航线在高峰时段开始和高速公路一样繁忙。7　月24日，国家安全局报告说，“至少有4　艘，甚至可能5　艘……苏联驶向古巴的过路船从这条航线通过，船上可能载有3335名乘客。”这些乘客很可能是操作苏联雷达和武器系统的军事人员。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有57艘苏联商船抵达哈瓦那。“除了海运的增长之外，”当时负责大西洋舰队的海军上将罗伯特。丹尼逊回忆说，“8　月份以前就有一大批苏联集团的军事人员来到这里，而后8　、9　月间又有9　艘船总共2　万名乘客到达古巴。但那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确认到底有多少人在船上，因为他们都在夜里上岸。”
同时，国家安全局开始注意到苏联人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欺骗手段。从俄罗斯港口离开的船只将远东和非洲列人它们的目的地。但是国家安全局通过大范围的网络系统拦截船只的日常播放对它们的位置做三角测量，从而可以在它们从大西洋驶往古巴的途中跟踪它们。国家安全局还可以探测出船只装载的货物大大少于货单上所开的数量，这样它们就可以给武器与军事补给的运输留出更多的空间。例如，当苏联的一艘新货船“贝勒雷特斯科”号于5　月下旬到达阿尔汉格尔时，本来它应该装载大约7800吨木材，而实际上只装了5240吨。那批货的数量只占这艘挪威制造的具有14150　吨装载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断定，”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做出这样的结论，“‘贝勒雷特斯科’号可能装载了部分军事物资。”
随着夏天的结束，这种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在古巴最西边大约40英里处，一架装有天线的侦察机发现了苏联的第一台无线电拦截雷达。这意味着古巴空防基地现在可以准确地瞄准并击落飞过或飞近的美国飞机，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其进行窃听的风险。同一天，情报监听人员开始通过古巴国内的通讯联络收听到俄国人的谈话。
“电讯情报表明，俄国人而不是古巴人的说话声在古巴革命空军作战的频率里出现。”
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这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征兆。
1962年5　月，当苏联在古巴的军队越来越多，越来越使人感到恐怖的时候，海军中将弗罗斯特开始了他去远东各情报站视察的行程，其行程包括建在日本上世室的海军监听站。一个月后，他突然被局里解雇，被调到波托马克河海军司令部，这是一个给即将退休的海军将领提供休养的地方。担任了不到两年的指挥官，弗罗斯特忍受了来自各方面讯问的打击，内容是有关马丁和米歇尔两人双双叛变的过程。
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与五角大楼的争辩，所以他的秘密工作生涯被过早地中止了。很多人都觉得弗罗斯特在处理国家安全局的人事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我认为弗罗斯特是国家安全局中最没有用的人之一，”前国家安全局研究部主任霍华德。
坎佩恩如是说。另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弗罗斯特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曾见过他在简单汇报工作时训斥弗兰克。雷文、比尔。雷（安全局资深官员），还有一些空军准将，”前国家安全局史学家罗伯特。法利说，“而这一类的事不胜枚举。”
取代弗罗斯特位置的是51岁的空军中将戈登。艾尔斯沃思。布莱克。布莱克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早年曾在国家安全局空军安全服务部任职。16岁时，未到服役年龄便匆匆穿上了西点军校的军服。“我从没有去过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东部的芝加哥。南部的代斯莫尼斯，或西部的苏族城，”他回忆道，“我那时很幼稚，缺乏经验。”
后来布莱克被授予飞行员证书，又进了通讯学校进修，之后，于1939年被派往夏威夷的珍珠港。1941年12月7　日早晨，他作为机场军事指挥官正在执勤，等待返程的B17　轰炸机正确着陆。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返回应于早晨8　点到达机场。“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巨响，”布莱克说，“我冲到门外看到一架轰炸机俯冲过来并炸毁了一座飞机棚南端的横梁。它拉升向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机翼底下的那个红色圆标。
哎呀！毫无疑问，可怕的事发生了。“布莱克奔向操纵塔警告B　—17处于险境，最终他设法使飞机安全着陆。由于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期间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银星奖章。
布莱克清楚弗罗斯特的艰难处境，而且对于其前任的退位和自己的就任还有些于心不忍，他这样说道：“由于马。米切尔事件的缘故，弗罗斯特处于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位置。我对他的沮丧心境感到非常难过，他对此也表示理解。”
布莱克让路易斯。托德拉博士留任，还当副局长，并把大多数机构中最机密的工作交给他负责。“我把那些权力都授予了托德拉，这样做对国家安全局和工作都有益。”布莱克说，“我们的工作关系就是这样。以此我就可以对各部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我绝不想对任何一个部门太过深人，这样做既保险又明智。或许，这是一个古怪的想法，指挥官们来来往往，对每一个小秘密都很留意，但这从未打动过我，在我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托德拉作为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秘密保管者正一步步地朝着他的非凡统治迈进。
1941年夏天，战争的恐怖已经能感觉到，30岁的托德拉当时还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一名数学助教。一天，他走进了附近的美国第五军总部，毛遂自荐。然而当他解释说他拥有博士头衔，爱好密码分析学，持有无线电执照，愿意服役之后，负责的少校竟然对此无动于衷。或许他觉得这位新兵更适合于和粉笔，而不是和子弹打交道。他冷笑着拒绝了他：“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会去征召你的。”
虽然受到了陆军的冷遇，托德拉却很快为海军所青睐。在一份美国科学院的有关他的背景的问卷调查中，托德拉这样写道：劳伦斯。桑福德，海军军官，海军电码编译之父，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河，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到1942年4　月，托德拉作为海军上尉被派往华盛顿的一个海军密码组织工作。在宪法大道上一幢临时的大楼外面，这个瘦瘦的大个子，在受过一次八小时的训导之后，站了他的第一班岗——监督方向定位操作。
不久，托德拉像夜行贼撬锁一样运用数学知识，分析一串串数字以解破像谜一般难解的德国密码体系。1942年7　月，托德拉上尉被派往华盛顿州的本布里奇岛，那是一个窃听日本电讯往来的重要拦截站。但是，几年后，在这个西北部边远的情报收集中心，由于战争的气氛已开始淡化，托德拉渴望能够离前线近一点，以检验他的技能。1944年当他接到去中国的命令时，机会终于来了。
然而，在去集合的途中，他在华盛顿特区做短暂停留的时候，得知自己被排挤下来，不能去完成这项任务。这样，他没能投身战争，而是登上了去纽约城的火车，在贝尔实验室学习了12周有关专为译解日本声音密码而设计的新设备的课程。最初，托德拉本想去南太平洋一显身手，测试各种设备和技术。然而，在整个系统部署之前，太平洋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改变。托德拉又一次被重新委派。这一次他是被任命为新建的海军拦截试验基地的负责长官，这个基地建在旧金山附近斯卡格斯孤岛的一片潮湿、蚊蝇肆虐的地方。那里，青蛙跳跃，虫蛇爬窜，一派战争后颓废的景象，托德拉就工作在这样一块土地上。
1946年10月，托德拉被调离，但他并没有对破译密码失去兴趣。他没有回到芝加哥的课堂，而是以一个民间数学家的身份和海军破译密码组织签订了工作合同，那个时候，该机构被称为通讯附加活动组织，后来名为海军安全组。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后，托德拉被调任，并成为了国家安全局一70部的首脑，负责高级密码的破译工作。他就像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1958年8　月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由于托德拉和中央情报局行动部门首脑理查德。赫尔姆斯保持着亲密的工作关系（理查德。赫尔姆斯后来得到了升迁，成为局长），布莱克还让这位数学家处理一些在中央情报局里偶然发生的问题。这样，当中央情报局通过发布信号情报报告强行挤人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范围时，就会形成一个困难的局面。“由于某种原因我会把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