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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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要不就不写，要写就只能实在一点。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有思想。敢于坦露自己的思想及看法，是作人的起码勇气。我想，我还是应该在尽量注意分寸的情况下努力去实事求是。我还是希望我的朋友和观众们永远了解一个较为真实的我。
我这令人有许许多多的毛病，“不安于现状”扰是我的毛病之一。我总希望更新，希望创造，我总认为只有不断更新和创造，生命和事业才得以生长，得以前进。
去年，在《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联社记者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认为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是谁？”我想了一下说：“是我。”当时， 那位记者说：“我也这样认为。”事后，我们俩小范围之间的谈话什遍了电影界， 舆论界一片大哗，纷纷指责我太狂，大傲，太没有自知之明，大不自量。
我也许不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也许我应该含蓄一些，隐晦一些。其实在中国电影界，认为自己是杰出、优秀的人岂止是我一个！只不过他们都埋藏在心里不说出来而巳。
可是我的性格就是如此，既然我是这样想的，说说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是说出了我的希望，我的志愿，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就是敢于向电影界的同行们发出我的宣言，让大家永远以这个高标尺来要求我，评价我，批评我。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几千年来代代推崇的美德…谦虚。可是我认为谦虚和虚伪是两码串。就我个人性格来说我喜欢直来直去，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省事省时间，简单明了，干脆利落。
谁不想“最”？谁不希望生活得最好、最幸福？谁不愿意我国登山队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谁不愿意我国最早发明了火药、造纸、指南针？谁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如果十亿人民都向往“最”，都奋斗“最”，会怎么样？！翻开中国史、世界史，一页一页都是由于追求“最”而达到一代对一代的超越，一代对一代的修正，一代对一代的更新！“振兴中华”不就是一场争取世界之最的奋斗吗！
也许有许多人会说我“野心勃勃”。什么野心勃勃？我只不过是希望把本职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而巳。起码在目前我从没有想过要当总统。这一点我还不如美国的一位身患不治之症的小孩哩。他不仅想当总统而且在里根的帮助下真的当了一天总统。所有的运动员都想当世界冠军，他们岂不都是野心家？这样的“野心家”多几个有什么不好？依我看，十亿人都是才好呢！
从来我就喜欢“最”这个字。我终生都会去追求这个字。我希望成为“最”，我认为我应该“最”，不然，这辈子就白活了。
也许，我给自己定的标尺太高，超出我实际能达到的水平大远。可是，孙子说的一句话已成为我的座右铭：“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演员的悲剧，就是在于基本上没有成为世界影星的可能。好多人也许会说：“得了吧，你演得怎么样？好吗？完美吗？就凭你这副德性，想成为世界影星！”我说不然。我们能不能成为'世界影星，直接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有关。中国电影一旦被国际承认和接受，同时也必须承认和接受、起码是熟悉中国电影明星。这中间往有什么区别。可是，中国电影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市场，没有位置。中国电影目前还比较难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和认识。每当我出国访问或是挂待国外电影界同行的时候，作为东方大国的电影明星，我总感到自惭形秽。
记得有一次，电影局通知我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据说是宴请一位外国女影星。我匆忙赶到北京饭店，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出现在我的面前的竟是伊莉莎白·泰勒！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同嘉宝、费雯丽、褒曼齐名的真正的世界大明星！她老了，胖了，她的最好年华已经逝去，她和银幕上的形象已有很大的不同。可是， 我非常羡慕她。她的《埃及妖后》等影片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保留有她参与演出的影片的录影带和有关画册），她和她那一代的好莱坞明星们一起，书写了美国电影最辉煌的历史， 奠定了美国电影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们的影迷遍及世界各地，他们向全世界观众最多、最好、最有效地介绍和宣传了美国。
在我和她之间。怎么可以相比呢？
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中国电影几乎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我在进入电影界之前，对电影创作一无所知。可是，现在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始终认为我担负着祖国电影事业的一份重任。我希望将我有限的力量全部投入，我愿意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豁出我这条年青的生命。
可是，在电影界，演员是十分被动的。永远被挑选和被评价。对电影演员来说，机遇重要得要命。只要能在一部好影片里担任一个好角色， 成功的把握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请你拍片的邀请便会如雪片飞来，使你应接不暇，恨不得有分身术才能对付； 可是某一天，由于某种原因你的角色砸了锅或是年华逝去，便无人问津，空有满腹才华也将付诸东流。
今年，我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全中国的电影明星都荟萃一堂，大厅里熠熠生辉。许多老一辈的电影演员，我在小时候一直是他们的忠实影迷，我曾东奔西跑，在珍贵的“百花奖”选票上填上他们的名字，许多新一辈的电影演员，他们的成就曾经震动过中国影坛，赢得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这些优秀的演员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汗水书写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可是他们现在普遍的苦恼却是没有合遭的、自己所喜欢的角色可演！
我浮想联翩。对于电影演员来说，“昙花一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我曾清楚地这样想过：电影演员选短暂的艺术生命甚至不能被当作一项事业，只能叫做一种“生涯”。
为什么剧作家们不能专门为演员写戏？为什么不能变被动为主动？能不能自己创造机遇呢？我这样思考着。
我希望能由我自己挑选一个我合遭并且喜欢的剧本；我希望能由我根据剧本去请一位好的有才华的导演，我希望能够根我们的意愿自由组合一个创作班子，拍出一部理想的电影。
我希望不仅在我现在的年纪有好戏演，在我四十岁，五十岁甚至八十岁，或者是在由于我不小心或是功力不足一部片砸了锅的时候，我能做为制片人请剧作家为我写一部好戏，以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当然，我还非常希望用我的电影专业来获取应得的报酬，而不走靠各种各样的外快。
我要参加电影界改革的竞争， 加入到中国电影界万紫千红结队来的行列里去。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掌握一些自己的命运，我要尝试作一名独立制片人。
转自1979年6月《大众电影》
我是一名新兵
电影对于我是一门新课。我完全是半路出家，闯进电影门坎里来的。我在学生时期，是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那时候，音乐对我具有最大的魔力，后来改演话剧，现在又跨入了电影界。以前，我天真的认为当电影演员是一项轻松、愉快的工作，参加拍片以后，才感到不那么容易。特别象我这样没有经过严格的电影表演训练的青年演员，拍摄一部影片，每一场戏，乃至每一个镜头，都要付出异常艰苦的劳动，才能有一点收获。
在拍《南海长城》的时候，我晕船晕得厉害，后来条件反射，一看见海就头晕，一遇到出海拍戏，常常是戏没拍就吐，拍完戏接着吐。电影要求真实，我那个时候才体会到演员的艰苦。最近，我在影片《觅》（暂名）里扮演何翠姑，同志们常跟我开玩笑说：“晓庆在这部片子里可真是爬山涉水、赴汤蹈火了。”看过长篇小说《桐柏英雄》的同志可能记得翠姑抬担架“跪走风车矶”那一段描写吧，影片外景选在黄山的“百步云梯”，陡峭的山崖小道，宛若架在云间的天梯。为了拍好这一场戏，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在石砌的台阶上跪上跪下，膝盖青了，破了，又红又肿，到后来连走路都疼。
这样，我不仅练会了跪着抬担架，更重要的，我体验到了游击队员翠姑抬担架的内心情感。我意识到在表演上要克服以往在表现英雄人物时受到的“四人帮”“三突出”谬论的影响，要努力摆脱概念化的桎梏。在拍摄这场戏时，我改变了案头工作中极力要表现翠姑“英雄形象”的设想，把注意力集中到表现她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农村妇女，尽管她有坚强的意志，但是她的身体和我一样不是铁打的，而是骨肉组成的。因此，她抬到最后，膝盖一样要磨破，一样要精疲力竭，爬不动。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动作，用手扒着石阶，艰难地往上攀登。这种形象，看起来似乎不一定美，但较为真实，看祥片时同志们都认为比较感人。这种动作设计，在“三突出”理论下会被认为丑化了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怎么会抬不动呢？
回顾这几年，我也拍了几部影片。 《南海长城》中饰甜女，《同志，感谢你》中饰杨洁，《春歌》中饰李翠枝，目前在拍摄《觅》的同时，又参加拍摄《婚礼》。在这些影片中，进步不大，教训不小。要说有一点收获，都是跟导演及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每一个形象的塑造可以说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我在几部影片里都有幸同一些老演员合作，这些同志谦虚，刻苦、平易近人，有的演戏的艺龄都比我的年纪大得多，但他们对艺术的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他们常常手把手的教我，帮我分析角色，告诉我该怎样表演，他们都是我的学习榜样。现在《婚礼》和《觅》两部影片都已接近尾声，即将和观众见面。我的心情是紧张的，就象学生交卷以后，等待着老师判分一样，等待着观众的评判。
在拍摄这两部影片时，许多报刊上正在讨论“电影为什么上不去？”，作为演员，我也常从表演问题上关注这个讨论。很多电影中存在假的问题，不仅是剧作假，表演也假。观众既不喜欢被神化了的英雄人物，也不喜欢装腔作势的英雄人物。他们喜欢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都有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一句话，喜欢真实。因此，在表演上我就打算从这两个字入手，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学习。在电影战线上我是一名新兵，是一年级小学生，在我面前，还有许多许多的知识需要我去努力学习、努力实践！（
转自1981年10月《中外影画》感谢羚夏he_027扫描上传
时光飞逝，不觉拍完《原野》已有半年多了。
同每—个我所扮演的角色分离都使我感到怅然若失，而同花金子的分手则使我感到了离别的痛苦。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能扮演一个表演幅度大、具有深度难度的角色。金子正合我意。作为八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的电影女演员，我为我能第一个在银幕上扮演曹禺笔下的人物感到十分庆幸。
一切都彷佛还历历在目：东北大森林外景地艰苦繁忙的生活，为拍戏而持续到清晨二、三点钟的争吵；我为金子的塑造而奉献的近乎教徒般的虔成，还有东北的绚丽金色的秋天………
拍摄《原野》之前，我对《原野》一无所知。
三个不同电影剧本摆在面前，要我作出决定。在好久好久以前，凌子和罗丹就曾分别告诉我，有一个剧本，希望我能同他们合作。于是，我首先拿起了《原野》 。随着我一字一句的阅读，面前出现了阴霾的天空，和这阴霾的天空笼罩着的一片无垠的荒凉的土地，仇虎和金子为自由和爱情所做的原始的反抗，虽然这反抗就像那黑暗的天空划过一道闪电一样的瞬息即逝，可是，他们真挚的爱情，他们的追求却成为永恒……
这个剧本是那样地吸引和激励着我！
金子的形象是那样地在我心中燃烧！
我只感到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兴奋，我只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使我要迫不及待地做些什么………
当晚，我便给凌子通了长途电话。
第二天，我从《神秘的大佛》》外景地四川乐山给北影厂里发了个电报：“请同意我拍《原野》”。
纷乱繁忙、劳累不堪的拍摄生活开始了。
摄制组开机好几天了，我一到的第二天便拍摄了“送大星”一埸戏。
东北的柔和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金色的村子散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