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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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妹夫犯自由主义没有先打报告经我批准以外，其余一切都是我事先为她安安排好的。
她老实、本分，我经常骂她墨守成规，不思变革。而我跳跃、活泼，不喜欢循规蹈矩，总要作新的事。所以我们俩的生活线也大相径庭。她拥有我没有的一切，我拥有她所奢求不到的东西。可是我们俩也相互补充，她给我温馨及亲人的爱，我给她丰富及变幻无穷的生活。
我们虽然同母异父，却是真正的血肉相连。
她时常跟着我跑东跑西，像一个忠实的“拖油瓶”。每当她遇事慌张的时候，我就小声告诉她，别怕，有我。每一次确实也都能逢凶化吉。因此，她对我的能力以及我对人对事的判断力有极大的信任。
就连去商店给她买衣服，也全都是由我作主。一进商店她就坐在旁边，也不看也不找，静静地等着我东钻西拱，为她选出一大叠衣服来，然后她再去试衣间一一试穿，穿好后再钻出来给我审查，我点头认可方才付钱。
这一次使用多米尼加护照，也就是她对我无尽信任的结果。
她根本不知道这个护照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它，她甚至都不知道多米尼加是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在此之前她对多米尼加这个名词几乎闻所未闻。
是我告诉她，走，我们去香港。于是她放下学业跟我去香港。我说拿着，这是多米尼加护照，你现在是多米尼加国籍。于是她拿着，只是我们嘻嘻笑了一通，对我们几分钟之间变成多米尼加人觉得十分有趣。
出巴黎海关，进香港海关，都是我一人拿着两本护照在前面答复一切问题，然后她跟着我前进。
她总是这样跟着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从一个地走到另一个地方。
这一次，她走进了拘留所。而且很大的可能要再一步走进监狱。
是我亲手将她推上了法庭。
我为了爱她却害了她。我包办一切，她相信我。在只身一人出香港海关时什么也没有问我，我也没有把“俄肯波罗基阿”什么的教给她，于是她被扣留时不知道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胡言乱语。
我应该想到，可是我没有想到。是我不谨慎不小心粗枝大叶，一手造成了现在不可原谅的过失。
假如她被判刑十八个月然后被遣返回中国，她的学业、她的学历、她的工作、她的前途，她还将被没收中国护照并记录上案底，她不仅再不能进香港，更糟糕的是再不能出国……我都不能往下想。
真想与她交换，进拘留所的是我也比是她要好得多。
一定要救出她来。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要救她首先必须保全自己。要是我们姐妹俩双双进去，那就真的是死路一条，如果非要进去一个，还是我在外面的好。
可是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移民局说不定已将我的资料输人电脑，正张开大网等着捞我这条鱼。
我的资料非常容易查到。只要查与晓红同一时期进港的多米尼加护照就一目了然了。
可是我离港的日期已越来越近。
我曾去找过法国驻香港领事馆。领事馆总领事十分热情，他有一个中国名字，说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尊重艺术的法国领事馆对在法国居留的我这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及艺术家的妹妹，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
在我向他请教如何安全离港的问题时，他曾向我建议采取“政治避难”。他告诉我，如果“政治避难”可以不通过香港海关，直接由他亲自从特殊通道送往他国。我拒绝了。
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祖国对我来说不是陈国军，不是四川那位记者，不是青岛税务局的张处长，而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一亿的人民，是我的父母、外婆，是我的家。
与此相比，我情愿进去关它十八个月。十八个月后出来仍旧是一条好汉，照样能叱咤风云。只是晓红……我绝不能让晓红由于我的疏忽，在监狱里度过那么漫长的岁月。
可是我现在见不到她。移民局不许犯人与家属见面，以免互通信息攻守同盟。据说晓红与那些偷渡的内地人关在一起。只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别的人是偷越国境逃往香港，而晓红则是一门心思要回国，回家。
而香港移民局居然把要回内地去的中国人愣给抓回香港，并且掏费用诉讼，还管吃、管住、管关押。
我不明白移民局什么地方“短路”了。既然要回内地，放她去内地，以后不许进港不就得了？岂不更省心？
我要求过许多次去看望晓红。可从来没有得到批准。陈律师说，两天以后晓红会转移关押地点，在“大榄女子监狱”。女子监狱！啊！这么早就去了监狱了。
律师说不要着急，那是一个中转监狱。是专门关押未定罪的犯人的。
我赶忙问可不可以去看她？答复说，按规定可以一、三、五上午去，每次探视二十分钟。
“律师还给了一张表，表上写明批准带给犯人的东西及品牌名称。还登有允许带的东西的照片，奇怪的是牙膏、牙刷、擦脸油等都规定了只许买一种牌子的产品，由此我想到说不定那牌子的产品就是监狱生产的。
并且还规定全部要照图购买。图上是些软管之类的包装，我想大概是怕犯人自杀。
为买这些东西我跑了整整一天。因为没当过犯人，尤其是从没有当过香港的犯人家属，对这些牌子的产品过去简直闻所未闻。
再没有比买这些东西更难的事了。
所有的朋友都帮忙寻找。这些平日出人精品店名牌店的珠光闪闪的朋友们都跟着我走街串巷，去那“大拍档”“女人伤”“男人街”只是佣人们才来的地方。
虽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在需要这些东西的前一天均已齐备。真是铁杆磨成针，只要功夫深啊。
终于，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去“大榄女子监狱”探监的那一天。
去香港“大榄女子监狱”探监
听说“大榄女子监狱”非常远。怕错过探视时间，这一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
望着衣橱里东一件西一件的衣服，不知道穿什么好。今日我成了犯人家属去那狱里探监，不知道怎么装扮自己才合适。
郑明明小姐坚持要陪我去。
明明姐是大老板，在香港日理万机，但她执意要陪我去，盛情难却，我胡乱穿了一件衣服上了她的汽车。
车子在山路上婉蜒穿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过香港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知道香港也有树木葱宠，也存在没有建筑物看不到人的地方，原以为全香港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呢。
好久好久以后，我们到达了监狱大门前。
“大榄女子监狱”的大铁门洞开，两个站岗的警卫神色严肃。我去了传达室，传达室的职员要我等候。
通融了半天，那职员问我是谁的家属？我说是刘晓红的家属。又问是什么号？什么什么号？啊！想起来了，律师嘱咐过不能名字要说犯人的编号。
找来找去找了半天报告那职员说是探视10354。
接着又是一通查对，最后告知我们可以进去。但是车要留在外边。
于是我和明姐提着大包小包，高跟鞋囊囊响着走进监狱的大铁门。
监狱里面真大啊，到处是水泥，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
而且是那么安静。只有我们两人的高跟鞋发出的声音在四周的建筑物中间回荡。
生活总是这样与我开玩笑。过去在国内躲来躲去藏猫猫挣扎着终于站在了那铁窗之外，今日却阴差阳错不知弄拧了哪根筋自己走进了监狱。
爬坡上坎，累得气喘吁吁。这么远呵，晓红，不，10354，怎么关得那么高啊。
汗流浃背，终于到了那要去的铁门边。
铁门牢牢关死，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开着。有零星几人在排队，我和明姐排在后面。
前面的人当然和我们一样是犯人家属。只不过他们衣着俭朴、色调单一，不像我和明姐，花枝招展像两只正在开屏的孔雀。
很快轮到我们。我递进去在传达室领的卡片，报告说是探望犯人10354。
里面听不懂。凶巴巴地吼了一声，明姐赶快用广东话翻译给她。
半晌，旁边一个小铁门徐徐打开，我们几个家属鱼贯而入走了进去。
迎面而来是一个狭长的通道，我们的高跟鞋声更响更脆。我多少有点狼狈，转眼看明姐，她尽管也成为犯人家属却泰然自若。
通道的尽头有两个狱卒，全是女的，年龄大约在四十上下。穿着一色一式的衣服，与我想象的狱率差不多。
狱卒守着一个门框旁边有一个传送带的机器，和飞机场的安检进口一模一样。恍惚间我以为自己又来到了机场，是去北京还是去巴黎？眨眨眼回过神来又重新进人我10354家属的角色。
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传送带上通过电脑检查。我刚一放进去就被女狱卒把我的包给推了回来。我抬头看她她说了一句什么。听不懂回头看明姐，明姐说她让你把包直放在上面。
那狱卒的脸色不好，说话也不大客气。想了一下反应过来，当然我是犯人家属嘛。不过见多了崇拜的笑脸作惯了明星的我，还是觉得老大不适应。
我还是乖乖地照做了。当我跨过门框时狱卒突然用生困的普通话说：“你要好好学习广东话啊。”一股人涌上来，我立刻反驳她：“我看你倒是该好好学习国语，‘九七’快到了。”
转身往前走，我脑海里映出那狱卒铁青的脸。她会不会为此折磨虐待10354？她知道晓红的号码。去他妈的，老子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辈子也改不了，横下一条心，冲着你这副嘴脸，我也非把晓红救出来不可。
又到了一个地方，是换衣间。我们带的东西已被收去，由监狱交给犯人，我们不能经手。
还要换下我们的衣服，穿上监狱提供的服装。
时间不多，我三把两把换好了等在那里，明姐不用换，再说也没有多的衣服，她也就不进去了。
狱卒一个个叫号。突然明姐推了我一把，定神一听听懂了是在叫“10354”，经过几次印象深刻的重复，我已熟悉这几个广东话说的数目字了，又一次明白了语言是多么需要环境。
走到那门前向里一张望，只听见有人拍了几下手。是晓红！我转眼一看果然是她。她坐在一个小桌边，一个屋里大概有四张小桌。
我奔过去坐在她的对方。小桌一头只能坐一人，我们正好面对面。晓红穿一身浅蓝色的国服，脸上没有化妆，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用四川对话飞快交谈。
晓红说她听陈律师说我的护照也危险，她一夜没睡着。如果我也进去了那一切都完了。
我告诉她我们正在营救她，准备第二次保释。并且安慰她也安慰自己说，要不了一个星期她就可以出去了。
晓红说她在这里没有名字，只叫10354，她时常因为听不懂广东话被严厉训斥一通。不过她无所谓，反正脸皮厚，要是我进去了这样呼过来喊过去肯定受不了。
我叫她安心坐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体会监狱生活，我和陈律师还有明姐已想了很多办法，肯定能够救她出来。我招招手让她俯耳过来，想跟她说几句悄悄话，狱卒大声宣布时间到。
挣扎着再说了几句什么好好的乖乖的保重的话，就被狱卒赶走。到门口又看晓红一眼，狱卒也正在赶她，那场景犹如生离死别。
那天以后，每到探监的日子必去看晓红，我成了监狱的常客。
每次都是明姐的司机送我去。天热又远，路又不好走，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可明姐的司机一直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司机常常对我说：“刘小姐，想开点啊。”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感谢他为我的服务及关切。想了好久终于怯怯地掏出几百元港币要表示我的心意，可他坚持不收一再谢绝。他说，只要晓红小姐平安就好。
这一天，第二次要求保释晓红的开庭时间到了。
陈律师估计到我们这个案子的次序会是在那天上午的第五或是第七，让我和明姐、乔洪在早晨十点钟到达法院。
乔洪对帮助我一事满口答应，已约好十点在庭外见面。
我早早起身，与明姐及几个朋友在一个酒楼喝早茶。
我们集体祷告，愿在天上的圣明的主保佑我们，保佑晓红平安出来。阿门。
划了好多十字。
九点五十分，我们准时到达法庭外。远远地看见陈律师和“大庄”站在那里，可能还没有轮到我们。
乔洪也赶了来。还没有与他打招呼陈律师就手一摊说，完了。完了？什么完了？晴天霹雳，我头一晕。一看我的表情，陈律师脸上春意盎然，告诉我们说，法庭已同意晓红保释，今天下午我就可以见——到——她了！
事情顺利得连两位担保人都没有派上用场。
并且陈律师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