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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自白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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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是“绣花枕头一包 草”,“漂亮的脸蛋又不能长大米”。就像《红楼梦》里的焦大,没有人爱上我这个林妹妹。

当我干不出队里派给我的活苦不堪言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假如有一位农民,当然是男的,他每天来帮我锄草替我施肥,我一定会嫁给他。可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幸好他没有出现,不然我的历史就会改写了。

我时常感叹命运的神奇。人生真是变幻莫测,此一时彼一时。

前次我去北海,在北海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上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开始我没有回头。成名之后处处都有影迷叫我的名宇,对此我已司空见惯,何况在北海并没有熟人。那声音连续叫了几声,我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发现认识的面孔,于是又置之不理。有人走到我的面前,一个声音在说:“刘晓庆,我是谢婆。”

谢婆!是我在音乐学院附中一位同班同学的外号。我猛然抬头看到一张陌生的脸,那张脸上写满了沧桑。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我记得在学校他学二胡专业,鬈发,长睫毛也鬈鬈的,虽然是男生却漂亮可爱得像个女孩子,他姓谢,于是我们给他取了“谢婆”的外号。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阿坝州藏族自治区文工团,听说娶了一位藏族姑娘作妻子。可现在他已面目全非,看上去可以当我的大叔。

“认不出我了吧?”他说。

我一边请他坐下,一边不得已地承认着。

在聊天当中我得知他和他的藏族太太有了两个孩子,由于老婆的原因他一直在阿坝。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不离婚?”片刻之后我问。

“她人很好,我们很和睦。”接着他邀请我去四川某单位参加一个活动,我告诉他我从不随便参加任何活动。他说如果我能去,那个单位的领导可以将他全家调到成都,并请求我答应他的要求,一股东西突然堵塞了我的咽喉,我赶紧点头答应了他。

深圳有个豆花庄,老板是我的四川老乡,与我相熟。早先她在北京开饭庄,后来去了深圳发展,每次去深圳我都去她那里吃饭。一次我们吃得高兴,听到在旁边表演的唢呐独奏吹得不错,吩咐我的秘书给他小费一百元。秘书把钱给了他,他站起来大声说:“刘小姐,谢谢。”老板赶紧介绍说他也是来自四川,是音乐学院我们大学本科的同学。我马上抬眼仔细一看,模糊记忆中有些轮廓:在学校他是高年级的学生,成绩又好,一直是我们小班同学崇拜的偶像。过去在学校我仰望着他,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我们已是天壤之别。

最使我震动的,是我的同学们那安于现状的表情。也许对他们来说,能够从四川出来,到深圳或是北海工作已是鹤立鸡群,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假如我当初与一个农民结婚,假如我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肯定我还远不如他们。幸运的是当初没有农民愿意娶我也就没有人追求我,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我,我已调离农场了。

一九六九年底,我费尽心机参了军。虽然是一九六九年底入伍,算的是一九七○年的兵。参军的第二天便野营拉练,在徒步行军一千多公里后把我分配到了电影队。有电影时放电影,不放电影时负责宣传队工作。

穿上军装,别提我有多神气:漂亮、俊俏,婀娜多姿,挺胸昂首,绝对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标准楷模。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吸引了所有的眼光,又变成了一块好吃的蛋糕,而且是涂满了奶油的蛋糕。

我所在的部队是地方部队,只有几个女兵。到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如沐春风,看到军官觉得是伯伯叔叔,看到战士觉得是哥哥弟弟,唯独忘记了他们都是——男人。

俗话说,“当兵当三年,老母猪变貂蝉”。这句话刚开始听到我并不理解,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这句话着实再准确不过。许多战士都是长年在哨卡、在荒山,突然来了我这只双眼皮大眼睛的小母猪,岂不是看到了天上的仙女下凡?

在机关,我受到了上上下下军官和战士的欢迎。我属于政治部,政治部首长是我的上司。由于我吹、拉、弹、唱几般武艺都会,又是唯一的一个毕业于专业文艺学校的高材生,军区对我异常重视。刚参军时,我和其他十几个文艺兵经常被叫去为一个或几个首长表演。我们像在舞台上那样,面对咫尺之遥比我们人数还少的观众又跳又唱,还使出浑身解数演奏我的扬琴独奏。

后来,演员的队伍开始减少了。从十几个人到四五个人,四五个人又减成两三个人,最后变成我一个人的事了。我经常在午睡时或是上操上课时被叫到首长的办公室,由其他战士替我把扬琴支好退出后,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给首长演唱。

首长们开始为我写诗。写的是词牌,什么“钗头凤”之类的,我不大懂,但感觉得出来好像写得不错。总是收到首长及军官们给我的诗和信,表演时往观众席偷偷扫上一眼,看到的全是对我怜爱备至的眼神,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在部队里真是不错,和农场大不一样。

我的少女时代 3 
我在部队里茁壮成长,出落成一个越来越英姿飒爽的女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年轻的战士们和军官们开始追求我。可是,我是一个战士。根据规定,在部队里战士是不许谈恋爱的。

何况我还在争取入党。在争取入党期间无论党考验你的时间有多长都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有男女关系或是作风问题还了得?再说我是从宣汉县农场入的伍,部队上转业复员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一旦我转业或是退伍又回到农村,我也就再也回不了成都,回不了家了。

性命攸关,根本不能寻思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都很乖,听党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回农村。我可输不起。恐惧之中,我写信告诉了表哥。他是我亲舅舅的孩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在部队当兵,由于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表哥给我回了信。可是信又被宣传队一位战士拆了。因为他一直喜欢我而我没有反应,他怀疑我在外面有男朋友于是私拆了我的信。铁青着脸他找到我,要拿枪“崩了那些狗日的”!我百般哄劝流泪哀求也没有用。

那天晚上,我们在军区礼堂演出。礼堂里同往常一样,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开演前战士们此起彼伏地喊口号,各连队气宇轩昂地互相拉歌。大厅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由于惊惧,我一直在后台手脚发颤。

我是宣传队的红人。宣传队在我的负责下已成为全成都军区的样板、最有名的“乌兰牧骑”式宣传队。我们的队伍短小精悍,每个队员都一专多能,节目精彩活泼,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就拿我来说,全台一共十一个节目,九个节目都有我,是货真价实的“台柱”。可是今天演出我心乱如麻,一边演出一边挤命控制住那眼看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好不容易支持着到了晚会的终场。

很快人已散尽,舞台上只有我在收拾琴谱、服装及其他道具。

远远地有人从灯架上走下来,是那位喜欢我的男战士。他在等我。我不敢理他。

匆匆做完手上的事情,关了礼堂的最后一盏灯就往外走。没想到我刚关了灯他就扑过来,抱着我贴在墙上:“那些首长对你干了些什么?”

我拚命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关你什么事?”

他气喘吁吁,狂怒得像一头野兽,“说,那些首长究竟对你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我要杀了他们!”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你去杀吧!有本事你就去杀吧!你才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他倒在一大群谱架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堆响声。

“是谁在那儿?”礼堂里突然灯光大亮,领导我们的陈干事站在门口,正大步向台上走来,慌急中拉开后台小门,我狂奔出去了。

这一下全完了。我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现在就是浑身都长了嘴也说不清楚了。入党、复员、回成都,全都成了泡影。坐在宿舍的床上,脑子里漆黑一片。

熄灯号吹了好久了。我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根本不能入眠。

“刘晓庆!”宛如一声炸雷,“腾”地一下我从床上跳下来。“×干事让你去一趟。”一个声音在说。到了办公室,一眼看见那个男战士在场,犟头犟脑地,但老实得多了。我坐下来。

我们一起详细向领导交代了当黑灯以后在礼堂舞台上的具体动作,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行为。这个交待的本身令我们无地自容。

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我惶惶不可终日,就像一个死刑犯在刑场上等着那致命的一枪。枪声一直没有响。我在受煎熬。

分区有许多随军家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处处遭到她们的白眼。也许是由于那位男战士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勾引”了她们的丈夫?在她们的眼里我已是一只“狐狸精”,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可是我当时还根本不懂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儿。

去小卖部买东西,总是给脸子瞧,把找的钱和东西狠狠地一摔。睡不着觉去医务室,刚拿了两颗安眠药就听见有人说:“别给她药,成天五迷三道的,当然睡不着觉喽!”

天也昏昏,地也黑黑。突然我想到了死。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可是怎么个死法好呢?

这一天,机会来了。

分区机关举行手榴弹实弹演习。按规定,手榴弹的实弹演习必须要能扔出五米远才可以参加。我没有扔过,心想大概扔不出两三米。但是我头一个报了名。反正也没有人查。于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演习场。

教官给我们详细讲了要领。大意是先拉弦,后扔弹,扔出后卧倒之类的话。这一套在练习扔木头做的教练弹时已听过无数遍,我根本没听。

大义凛然地看着远处的群山,脑海中浮现出黄继光、邱少云、许云峰、成岗等烈士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心中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魄。我一点也不痛苦,心里宁静、明朗,想到当我死后人们脸上的各种表情,会由于认识到是他们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悔恨不已,会承认我的清白无辜,觉得自己已是胜利者。

“轰……”教官先作了一个示范,然后实弹演习开始。

一排、二排、三排,干部战士们蹲下,拉弦,扔出去,再卧倒,一群群的手榴弹连珠炮般地炸响,土块、泥块满天飞扬。

同志们个个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我们也走上自己的位置。擦掉溅到脸上的尘土,我拿起属于自己的那颗手榴弹。

教练的口令声远远地传来,我们一起蹲下、拉弦,扔出去、卧倒……我突然站了起来。手榴弹扔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

从身后扑上来一个战士,我们一起摔倒在地上,连拽带滚,我们滑到了山坡下面!

“轰轰轰轰轰……”

手榴弹全部炸响了。我冲着那位战士又踢又打,像一个疯子。

事后,那位战士受到了口头表扬。因为他没有受伤,于是口头表扬。如果是重伤,肯定会受到嘉奖。

这一天,上级军区来了人,要我去接待。抱着带罪立功的心理,我圆满、周到地完成着我的任务,凭着聪明伶俐很为我们分区长了脸面。原来是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听说我们宣传队有许多人才,于是到这里来物色青年演员。

偶然出于必然,他们看中了我。于是调我及另一位女战士去重庆复试。复试之后又回军分区等待消息。在等待之中,我与那位男战士的问题暂时不作处理。

只剩下调动这一棵救命稻草了。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等待时间是那么久,我已奄奄一息。

在回房间的楼梯上,看见与我同去重庆考试的小蒋卷着一床凉席,背着一个被盖卷,哼着歌儿走下来。心里一震我伸手拦住她的去路:“你去哪儿?”

“没有通知你呀?”小蒋诧异地问。

“没有呀!通知我什么?”我气都出不过来了。

“调到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有我,还有你。”

“真的——呀!”我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活像一对神经病。

几天以后,我们到了成都。在战旗话剧团三个月后,我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试镜头。拍完《南海长城》后又回了一次成都军区,然后就没有再回部队。我的艺术生活从此走上了正途。

在军分区的经历给我的少女时代刻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切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它影响了我的婚姻从而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的第一次结婚又第一次离婚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王立。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当时我在成都军区话剧团,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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