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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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队”队员们说那么高的税挣的那点钱简直是眼泪。我说有眼泪总比没有眼泪好。别说是眼泪了，哪怕是眼屎呢。“走穴走穴”。别说那么多，听我的。
大家哆哆嗦嗦地跟我出发。就像被共产党打过了长江的蒋介石军队残余，每个人重整旗鼓抖擞精神也掩饰不了心里的慌张。每到一地，东西一放下就急急忙忙去税务局报到，税务官来到了后台，所有人一齐拥上，又递烟又打火，端茶送水摆凳子寒暄，活像老鼠见了猫。
记者们成群结队等在舞台边轮流采访。拿着表卡时间看你出场多少分钟。你必须出场至少半个小时，超出了是应该的，少了一分钟明天报纸上刺刀见红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挣钱？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工人、农民成天汗流侠背一年到头辛苦，还没有你们一场演出的钱多。战兢兢我们小声说艺术是无价的。无价？无价卖票干吗？收钱干吗？无价就义演嘛！我们大着胆子说，那我们也得吃饭啊。吃饭？想想红军二万五千里吃草根树皮，你们的日子强多了！
观众席里每天不停地起哄。好多人买了票花了钱看完了表演，出剧场便一通开骂。什么节目不好啊，蒙我们啊，这么多钱了还来挣我们的钱啊……他们早就忘了是他们自己掏钱来买的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也不敢拿枪逼着他们到剧场来看。只要节目稍不精彩便会响起“下去吧”，甚至“滚下去吧”的吼声，更有甚者，可乐瓶、鸡蛋、黄瓜都会向台上的演员飞过来。走笔之时我想起几年后“百花奖”在深圳有过一场演出，一位歌唱演员上场时不小心一出台就掉了一跤，狼狈地爬了起来，那位演员等着那听惯了的起哄、大笑和口哨声传来，可是观众却静静地听他唱，直到他唱完后报以比别的节目更热烈的掌声。记得在当时，那位演员禁不住热泪盈眶，其余的同仁也不免有些唏嘘，演出多年何曾见过这样尊重艺术、文明礼貌的场面！
我又想起那一年去法国办影展。一天无事去一小剧院看一出来自苏联的滑稽剧。讲的是俄文，表演又粗糙，水平更低劣，实在是乏味得很，法国人却个个正襟危坐，眼睛炯炯有神。每当我不由自主打个哈欠便有人怒目相向，凡是我们交头接耳哪怕是说一句话，旁边总有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演出完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那位功夫不敢恭维的演员居然在台上谢幕十三次！后来我得知法国所有的剧场包括电影院都是如此。不由得我想到在法国做一个艺术家实在是最幸福最幸福。
可是在我们这里，在那样的年代，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艺术再与金钱挂钩则是肮脏得不能再肮脏的交易。许多人去看你，欣赏你，同时哄你，批判你，骂你。演员差一点就在台上摇尾乞怜，观众和艺术家形成了一种互相需要又互相仇视的畸形关系。
我们每天在这些错综复杂当中生活着。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舞台到一个舞台，从一个税务局到另一个税务局，从一场观众到另一场观众。税务局动不动就让你去一趟，供电局不送票就停你的电，剧场时常借口取不出现金不给你演出费，你求不了爷爷告不了奶奶，只得忍气吞声。
和观众直接发生冲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我一直压抑着个性，小心翼翼避免出事。尽管每次出场都会引起全场骚动，尽管有时唱完一首歌笑容满面地正要向大家鞠躬时，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刘晓庆，偷税！”的怒喊、尽管我也在台上遇到过“下去吧！”的哄声，可是我仍然坚持“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能再出偏差，不能再授人以口实，直到后来那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打观众”事件……
那是在江苏的Y城。在去Y城演出之前，我们已去过一些地方，每个地方都有着数不清的烦恼，受过了数不清的委屈。每场都有许多观众等在门口要我签名，不管我是不是正在化装，或是正在换衣服，只要没有给他们签名就喊着名字骂几声。每到一地演出还没有开始，市税务局、区税务局、县税务局各级税务领导办事人员坐满了后台。有的地方，我们钱还没有拿到手，就让我们填税票，交了钱才许演出。报纸是天天登、天天骂，到一个地方臭一个地方。观众总是在没有看我们演出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报纸，心里抱着成见，到了剧场当然会找茬，找茬的情况给记者知道又登报纸，身受重重压迫走投无路的演员们，可不是更得气不打一处来。
每天演出无疑是一场斗争。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身处恶劣环境被人当作戏子的演员们同观众、记者之间的矛盾已白热化。
那一天照常是晚场演出。照常是为了安全，晚会已开演了我才出发。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节目，剧场距离住处也很近。我们照样派人观察了剧场所处的地形、环境，找好了最佳进场的通道。
我的住处照样已被人发现，房间外照样人山人海。照样是喧闹之声不绝于耳，议论我的各种语言时高时低、时隐时现传到我的耳中：“刘晓庆，这时候还来演出，真够贪财的！”“税务局正在查她呢，你看吧，在Y城肯定也吃不了兜着走！”“她的出场费听说一场就好几十万呢，真够黑的！”“哎！刘晓庆多大了？都老了吧？”“不知道。呆会儿出来就可以看了。她大概有四五十了吧。”“四五十？还来演出？不累得慌啊？”“她还没有结婚呢，听人说她一点儿都不显老，肯定整了容了。”“其实她演电影挺好的，我都喜欢看。没事跑这儿来干吗？”“嗨，挣钱挣昏了头呗。哎哎哎，别挤别挤，你们挤啥？一个破戏子有啥好看的？还不就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她也是人！”
外面好像打起来了。我放下化妆笔，心里一阵慌。一直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看见人多条件反射我就害怕。想起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阶级敌人反动派才怕见阳光、怕见天日、怕见革命人民，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么一对照我越来越彻头彻尾地向反动派靠拢，怎么不令我心惊？
天已渐渐昏黑。逐渐更昏更黑，最后黑沉沉一片。屋外面越来越挤，人越来越多，小院的门在开始摇晃。拥挤声、争吵声越来越严重，“穴头”照样领带歪斜，挤得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突破包围圈跌进屋里：“快！快走！再不走人越来越多时间也来不及了！”
二话没说我站起身来就跟他走，前呼后拥照样“穴队”队员们担任保卫。照样我戴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
照样在出屋门之前我站一下，我们的人照样“轰”的冲出去想把群众拦在两边。可是今天人手不够多，我只有在密不透风的人群中勉强穿行。
人们都纷纷阻拦我的前进。后面的人往前挤，前面的人蹲下来看我的脸，有的用手电筒在我脸上照，我本能地转过脸去，另一方向手电筒又从那边照过来，我用手挡住眼睛。大家七嘴八舌：“嗨，刘晓庆，别走啊，停下来让我们看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吭声，继续往前走。车就在前面，可是我无法到它的旁边。有人抓住我的手，在抽回手的同时，条件反射我一回头，有人喊：“看见了看见了！嗨！不怎么样！不好看嘛！”
我们的人在前面开路，左推右挡仍然行进艰难。人群中传出阵阵哄笑声。“到我们Y城来挣钱还不让人看，那张脸不就是给人看的嘛！是不是我们没掏钱啊？”“有啥珍贵的？要是我就不看！”“刘晓庆，戴帽子干把帽把帽子摘了，让我们瞅瞅！”笑声越来越热烈。
我咬住嘴唇，一声不响。只盼望能早一分钟、早一秒钟到的跟前，只要坐上车，一切也都好了。只听见有人拍胸脯说：“我来。看我的。”我正在跌跌绊绊地躲过那些蹲下来嘻嘻笑盯着我脸看的人眼，突然一个身影窜到跟前。我吓了一跳往后一闪，一只手一下子摘掉了我的帽子，在周围一片大笑声中那只摘帽子的手从我的脸上摸过，那一瞬间仿佛是鬼神驱使。我扬起手向那摘帽子的身影就是一掌！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一言不发我走向汽车。只听见后面传来尖声的哭嚎，那声音之嘹亮刺破苍天。不得了啦，刘晓庆打人了！你凭什么打我？我跟你拚了！”
我上车、关门。一张脸扑在车窗前，是个女的。她披头散发无限悲痛，一只手扣着车前镜，一只手伸进窗内向我抓来。我怒视着她，无动于衷。此时的我已无所畏惧，今天就是死在这里我也不会后悔。我看到有人把她拉开，汽车开动，我们扬长而去。
我在Y城已无法呆。人们肯定正怒火万丈。最后一场刚一结束我就出发去了下一个城市。听说那天有许多人守在我的住处找我打架一直等到半夜。
当然第二天报纸立即发表了这个消息。当然说我蛮横无礼，出手打人，居然打热爱她敬爱她的观众。当然说我当晚不敢回宾馆灰溜溜地去了别的地方。
报纸的表现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反应木然，我知道过两天全国的报纸都会转载这条新闻，果然在几天之后几乎全国的大小报纸都出现了这条消息，并且在老百姓的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我更讨厌、更仇视。可是我并不在乎。
我根本不承认那被打的人是我的观众。就算是我的观众，她的行为也早就超出了热爱我尊重我的范畴。何况我没有打到她。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深深地后悔。自卫是一个人的正常本能。那突然从黑暗中伸来的一只手我怎么知道是好意还是歹意？我怎么分得清是要摘我的帽子或是洒硝镪水毁我的容还是其他？她凭什么随便动我的头甚至摸我的脸？试问无论哪一个普通人哪怕是农民或是清洁工或是家庭妇女走在大街上，你可以随便去摘他的帽子摸他的脸吗？难道我们做“戏子”的比所有人都低一等？这种事任何人遇到都会给来犯者一记耳光，要遇到有的人不打扁了你才怪呢。
我是艺术家不是玩具，不是小猫小狗，我至少是一个人。人格是平等的，不能随便被人玩弄。就算用污蔑性的语言说我们是来“卖艺”但不是来卖身，你就是不可以随便摸，随便动。你要欺侮我不把我当人看我就要反抗，试问假设是邓小平、李鹏来，就是你们市长来，你敢去围观起哄，掀他们的帽子吗？在黑暗中你去掀帽子警卫绝对会给你一枪，别说打你，不要你的命才怪呢。
我直后悔我没有真的打她，打到她。依我现在的心情脾气，我既然打了她也背了打她的名，就该把她打痛，就该打彻底，让她记住，记一辈子。我总是这样窝囊，怪不得别人老骂我“窝囊废”。我一辈子从没有动手打过人，如果这算一次那就是唯一的一次。我时常在挨了欺侮受了委屈，在事发的当时张口结舌只顾生气，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回来后接着生气，过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才想出反扑的手段或是言语，可是已过了时效，机会已永远失去了。
当然不是说假话，我拥有大多数好心肠真挚的观众。这些观众虽然痛心疾首看着我“变坏”，但绝不加入损害我的行列。还有许多观众无论报纸怎样写也不相信那些拿他们的话来说的“无稽之谈”，是他们使我得以有今日。可是那位摘我帽子的女人，她属于另外一种类型。
在自贡灯会“与记者吵架”
在此事件之后，我又发生过许多起与记者吵架的事件。
最有名最有轰动效应的是那次参加自贡灯会与一香港记者和一自贡记者的吵架。
那一架吵得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吵架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相信有人活一辈子从不吵架。也许因为是我在吵架，也许因为是同记者吵架，这场争吵变成一颗氢弹在四川自贡爆炸，冲击波遍及中国各个角落。
那时候，姜文和我以及艺术团的同志们应邀在四川自贡市演出。
其时，自贡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灯会”。
我是四川人，在从影前去过自贡许多次，灯会的盛况自然是熟悉得很了。
可是现在来到自负，我已“失去自由”多年，对自贡日新月异的面貌完全无法了解。每天在房间里关“禁闭”因为窗户外、门上边都爬满了人。人们不停地把笔记本和各种纸张捅进来，我迅速地在上面签好名后给他们送出去。每天我去吃饭都得冲过人群，才能到达饭厅。在无数双注视、观察、来回打量的眼睛下“表演”吃饭的节目。听着人们对我的各种议论，讲着我的许多轶闻，我一边回答着各种问题，同时做出各种亲切动人、和蔼可亲的笑容，唯恐在笑了九十九下到第一百下时坚持不住肌肉的抽动，稍一停顿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