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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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是不是病了，表示问候，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要回去拍戏的冲动。
我要回去拍戏，我不顾一切，管它什么后果，这辈子我就豁出去了。
《春桃》的机器又开始转动了，陈国军愈加对我体贴人微。每天冒着严寒一进屋里，总是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为我准备好；无论多晚回家，陈国军都在门前大街的路灯下等着我，右胳膊直绷绷的，在他那件棕色羽绒衣的袖子里面有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子，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我完全失去了陈国军对我的信任。几天以后，除了在摄影棚拍戏，我去哪儿他去哪儿。当我告诉他或是与他商量去某一个地方时，他表示同意或是不吱声，只要一上车刚发动他会突然跳上来非要与我同行。如果碰巧他不在我去了别处办其他的事，他绝对会忍不住来一场狂风暴雨。
他对我的警惕性处处可见。有一次他告诉我要上街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闲极无聊我给一位女友打电话，电话中谈到陈国军最近脾气异常暴躁，那位女朋友随嘴说了一句：跟他离婚算了！
刚放下电话没有两分钟，陈国军就黑着脸拿着录音机从楼上走下来，录音机里播放的正是刚才我和那位女朋友的对话，扔下录音机推开我，他抓起电话雷霆万钧地把我那位女朋友骂了一通。我家的电话和楼上的电话是一条线，他假装出门悄悄到楼上去，正好把我的行为弄了个一清二楚。
一次我在北京万体馆参加演出，开演之前我和一位女朋友去了《人民日报》，当我到达体育馆演员休息室，陈国军已等在那里，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他就把我手中的一条烟，其实是一位朋友交我带给他的烟，拧成粉末，同时抓起桌上的镜子当着屋里所有演员的面向我飞过来，我头一闪，镜子在我脑袋后面的墙上摔成八瓣……
陈国军料事如神的本领一次次让我叹服。直到现在，我绝对坚信假如在战争年代他一定是侦察英雄，他确实具有出众的才华。他的神机妙算使我的小诡计处处落空，他的能力对付我这个大大咧咧的笨蛋确实是绰绰有余。
有一次也是万体馆举办活动，有姜文等一批演员参加。《春桃》组都有票，约好当天晚上大家去看。拍完戏我和几位朋友直接去了体育馆。事先当然没有给陈国军打招呼，摄制组那天也提前收工，为的是我回家的时间能对得上。
当我们兴致勃勃看完演出随便找了一个大门出场，一边走一边正在暗自庆幸今日平安之时，陈国军已经站在台阶下等我。要知道万体馆至少有四个出口！况且人山人海！陈国军，这方面的惊人智慧在以后的许多事件中越发精彩地展露出来。
尽管陈国军对我如此严格管教，我丝毫没有怨他，也没有恨他。我心里满怀着歉疚，我也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把一切都归咎于我自己的错误，虽然我已经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惧，每当一看到他，或是听到他的名字、他的声音，我就会控制不住腿肚子打抖，但仍然从心里觉得一切是我应该受的。
陈国军的怒火越来越频繁，怀疑心也越来越重。过分的管理，我开始反抗、辩解、申诉我的委屈，陈国军就更加爆发，家里几乎天天燃起战火，甚至当着我父母的面。
外婆九十高龄，父母也七十有余，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和冠心病。从小到大一家人从来是和睦相处，哪见过这种阵势？又心疼女儿、外孙女，又不敢劝，看见梳子、镜子等各类东西在我头上飞来飞去，吓得心脏病都发了，成天吃各种药压惊。尤其是天天看到刀子上下晃动，全家大小犹如处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魂飞魄散。
在这样的惊险时刻，小兰，我倾心对待的小保姆小兰挺身而出推波助澜。她向陈国军汇报了他不在时姜文到我家来过的一切情况，结果那天狂怒的陈国军当着全家的面把我和他一起关在厕所里，用铁丝在墙上挽了个圈，要和我一同自尽。这场风波持续了三个小时，父母在门外哀求他手下留情也三个小时，不敢打电话报警，怕他更加激怒，直到那位流量计厂的厂长偶然路过进来看看才救了我出来。
呵，在那段时期我给父母增添了多少惊恐？
父母亲生性平和，平日我们在一起从没有红过脸，不知道这些场景带给他们多大的伤害？
每当在这种时刻看到他们受的惊吓而我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不心如刀割。
什么叫“歉疚”？什么叫“恐怖”？什么是“魂飞魄散”？什么是“心如刀割”？这些中文形容词的深刻含义我全在那时候体会出来。
姜文一直在找我。只身一人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我开始与他联络。
我知道开始这种联络意味着什么。也许需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当然最后我并没有付出生命作代价，陈国军也没有真正打到过我，但在当时我百分之百认为他会那样做。同时，物极必反，我第一次认真想到了离婚。
我和陈国军的关系已经没有前途。几乎我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人都知道我们关系恶化，并且看到过也经历过这些丑陋且极不光彩的场面，已经亲眼目睹了我受到的污辱。
没有人会忘记这一切。我们怎么可能有一天再甜甜蜜蜜、花前月下出现在众人面前？我们怎么好意思有这个脸再去表演一对美满的好夫妻？
可是我不敢离婚。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陈国军离婚。我曾经体会过生命的脆弱，我已经明白得不能再明白首先得活着，离婚才有意义。我深知自己这颗本来就经不起风浪的心不能再承受更猛烈的大起大落。
陈国军每当在风暴之后总是对我百倍的体贴，千倍的温存，可是我总觉得像老虎吃食之前对那即将被吃掉的小动物的抚弄，我不仅感受不到任何关心及安慰，反而比风暴来临时更加恐惧。
无奈何我只有再去“走穴”。陈国军跟着我去。这样也好。免得父母、外婆揪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一个人怎么都好说。
反正只有一条命。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还不如视死如归。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个疤？
可是求生是人的本能。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去寻求慰藉。陈国军三下两下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把我推向姜文。与此同时，他不时打电话给姜文进行威胁。并且有一天他和他的几位兄弟把姜文押到一个房间进行审讯。
他用他的所作所为亲手把我和姜文的心绑在了一处。姜文和女朋友也断绝了往来。
在“走穴”队，在那些以我为中心、叫我“大猫”、我享有无限崇高和尊敬的“走穴”队，我更是丢尽了脸面。
我时常被陈国军当众审问，并且勒令我们停止演出，假如我反抗就是捆也要把我捆回北京。
时常是我在台上演完最后一个节目，在观众如雷的掌声中笑模笑样地鞠躬谢幕，幕布刚徐徐拉上，陈国军就会冲上台来，当着乐队、演员、当地演出公司及台上的观众，一把就将我拽到后台，在所有人的面前，咆哮着训斥我、谩骂我，并且把此时上来劝阻的人推操得人仰马翻。
不让我睡觉，痛骂我，是常有的事。不管有没有人在场，不管在什么地方，各种污蔑性的语言声震屋宇。说句实话，每当在这些时刻杀他的心都有。看着他激怒的脸和不停吐出恶毒字眼的嘴唇，我时常后悔，为什么在拍《神秘的大佛》时没有好好学武功？不然我现在就可以打他或是反抗他。省得总是丢人现眼任人宰割还不如死了算了。
可是，每当这一切过后风平浪静，我心里的歉疚又卷上重来。由于又开始了与姜文的联络，我消除不了自己的犯罪感，并且，歉疚的程度与日俱增，想到陈国军居然这么爱我，不能失去我，在三魂失掉七魄之后竟然又升起感激之情。
有好朋友说我没有出息，好了伤疤忘了疼，可是没有用。我发现人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心，尽管心在自己的身体内。
我尤其不能左右自己的心。
我纠缠在这重重漩涡之中。每当与姜文联络或是在一起，我都大谈陈国军以及我对陈国军的感情，无情地伤害姜文，而和陈国军在一起时，又为了姜文使陈国军揪心裂肺，撕肝绞肠。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大概就是哪本书上所写的“世上最毒妇人心”的妇人，那个电影“比男人更凶残”里的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女人吧。
我不停地回想陈国军离婚所受的重重苦难以及为了我失去的一切。
有朋友攻击说他是为了自己。不对。这有偏见。太恶毒。他是为了我吧？他当然是为了我。不为了我为了谁？谁肯为我去惊天地泣鬼神地离婚？越想这些越觉得自己在犯罪，将来准有报应。
那一天，下大雨，我记得雷电不停地呜闪，在一声惊雷的同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道闪电从窗户直蜿蜒到我的床边，我想这大概就是天谴，是上天在警告我吧？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频频告急，北影办公室也在找我。说是青岛税务局，冉加上海淀区税务局，再加上国家税务局，好几个税务局都在调查我，等着我去交代。据说我是此次“税的运动”的重点。
我哪里顾得到这些？况且我也不自由。各地的演出票都早已告击，我总得将此次演出进行到底吧？只做得到挣扎着腾出空来告诉“穴头”要好好上税，对税务问题一定要严阵以待，慎之又慎，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不能屋漏又再遭连阴雨了。再加上我接二连三地总是得奖，早不得奖晚不得奖，这时候得奖，不仅高兴不了，还不够添乱的。那时候得的奖有多少？都不怎么数得清楚。“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济南“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奖，“佛山杯十大影视明星”奖，影片的“卡罗维发利”大奖，政府奖，上影“小百花”最佳女演员奖，北影“青年进步奖”，中国表演学会奖，同时我扮演的《春桃》、《原野》的角色春桃、花金子在《芙蓉镇》领奖几个月之后的第二年又差不多同时获得两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短短时间内连中三元，是实实在在的“三连冠”，《原野》的花金子还获得法国电视台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些殊荣我在不到一年里全部得到并且都要去领奖，领奖会上差不多也会碰到姜文，我感觉我快活不成了。
我想再没有什么领奖像领“佛山杯十大影视明星”奖那一次给我如此特别的记忆。
我再也不觉得陈国军亲切了
“佛山杯十大影视明星”评选是由广东省委、佛山市委还有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电影界，自“文革”结束恢复电影制作以来，评选十大影视明星这还是第一回。
中国电影家协会、各大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对这次活动都极为重视。评选方式是专家和观众投票相结合。以观众投票为主，专家意见为辅。
还在投票阶段就总是得到消息，从一开始我的得票就遥遥领先。
最后的结果是由珠江电影公司总经理孙长城亲自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你以绝对领先的票数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十人影视明星第一名。”
颁奖大会在佛山举行。其时，我正在香港进行为期一周的《芙蓉镇》宣传活动。在港期间，陈国军打过好几次电话到我饭店。无论我在天涯海角，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将电话打到我所在的房间，查问我的日程，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一直没有告诉他准确时间。我不大敢也不大愿意回家。佛山杯颁奖大会组委会发了疯似地四处找我，我也没敢吭声。心里想，要领奖也只能直接从香港悄悄去佛山，免得陈国军追到会上去再闹出什么事来，我在电影界就没脸见人了。
从香港回国后我找了个地方“失踪”了两天。听说各大制片厂厂“长，各大导演，全中国文娱版的记者，电影家协会负责人，各位得奖影视明星，都已逐渐云集在佛山。北影厂厂长汪洋及陈强、于洋等著名老艺术家也已经去了。组委会急得要死。各路神仙均已到齐，第一名来不了岂不是大煞风景？
第二天就要颁奖了。所有找得到的电话均已打遍，我还是没有露面，都以为我肯定是不会去了。关于可能去不了的风声，早在香港时我已通过一部分渠道透露过很多次给组委会。我怕得要命，假如陈国军再去佛山找我。
头天晚上，先给孙长城总经理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第二天将去佛山的消息。他非常高兴。然后，我得通知汪洋厂长一声，汪洋厂长非常希望我能去佛山，受组委会的委托不知往我家打了多少个电话，并且在我可能去的地点都留了他的口讯，我的电话一定要打给他，免得他着急。
“喂？”电话那边有人接了。
“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