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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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或者说现在穿蒙面长袍有什么问题。蒙面长袍是一种传统服装，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妇女带来保护。全世界各地的妇女总是时不时地需要应付某些来自男人的不必要的关注，对某些女性来说，穿上蒙面长袍就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我所反对的是人们强迫妇女穿什么样的衣服。当塔利班政府立法规定妇女必须穿蒙面长袍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政府用下令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女性从青春期开始一定要穿迷你裙，那么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阿富汗，伊斯兰教和文化传统提倡的端庄仪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严格到让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龙衣袍底下。
到了姨母家，我马上脱掉蒙面长袍，心里无比轻松。这次经历让我很震惊，也令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在派对上，我没有尽情玩耍，而是独自一人在一旁回想刚才路上的可怕经历。我仿佛还被围困在那移动的小空间里（指蒙面长袍），难受得要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思怎么回家才好——我多么希望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我怀念起了喀布尔，学校，还有那里的朋友。喀布尔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员关闭，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从首都孤立开来的感觉。我极其担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游击队员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内部在彼此厮杀。几名将军掌控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爆发，但是，根据喀布尔传来的消息判断，局势越来越混乱。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学校，即使它还没有在战火中被摧毁，那么也很有可能关门了，而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上学。
那时，我们时刻留意收听收音机，确保不错过一则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听众保证说，一切正常，风平浪静，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电视还是收音机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传。有一天我和母亲听到收音机里说学校开放了，女孩子能上学了。但事实上，家长都不愿意将女儿送去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可我在电视上看出了变化。原先漂亮聪明的女新闻播音员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邋遢的妇女，裹着围巾，结结巴巴地播着新闻。
阿富汗曾经有一批极受尊敬的女性主播晚间新闻。她们聪明干练，极富魅力，干起工作来很有职业素养，是我这样的女孩子们的榜样。我喜欢听她们播国际新闻，也喜欢她们那不断变化的发型。她们夺人眼球，接受过教育，事业成功，但她们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令我很是担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焦躁不安、担惊受怕、心神不宁，于是双眼噙泪，来到母亲跟前。我把肚子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她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她说我可以在法扎巴德找个学校临时读一下。
我想念喀布尔，想念我朋友家豪华的房子。但是，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更让我感到高兴，尽管这所位于法扎巴德的学校规模小、思想狭隘。但曾经在我眼里，它是那么大、那么气派。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穿蒙面长袍。我渐渐习惯了被包围的感觉，但就是受不了闷热。法扎巴德没有公交车，我只好顶着烈日上学放学。汗水直接从我身上滑落，我出汗又出得特厉害，以至皮肤因为汗水的缘故，再加上不透气，竟然冒出了黑色疙瘩。
尽管我觉得不舒服，但我还是结交了许多朋友。能够重返课堂，人生又充满了诸多机会，我真的很开心。放学后，老师们邀请我参加一些园艺课程，不仅可以学习植物学知识、繁殖知识，还可以学到土壤养护知识。在巴达赫尚省，即使是在今天，人们掌握的生物和耕作知识依然很基础。这门课我很感兴趣，可母亲却不让我再去。即使穿了蒙面长袍，她还是担心我这个青春少女有可能吸引游击队员的游离的目光。只要我在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很有可能增加一次不必要的求婚——游击队员的求婚不是说拒绝就能拒绝的，后果相当严重。如果你拒绝，他们肯定用强迫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母亲看来，上学是不得不冒的危险，也是她唯一允许我去冒的险。放学后学习花草种植就不一样，那是一种奢侈，她漂亮的女儿完全可以不去冒这个险。
游击队员的到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户外生活，但让我没料到的是也改变了我在家中的生活。在我回来上学上了一个月之后，同父异母哥哥纳迪尔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自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军去打苏联人算起，我已经15年没见到他了。此刻站在客厅里的这个男人已经是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他和手下的士兵负责通向库夫的军需路线，确保该地的战士有足够的武器和火药。这对游击队员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将军一般不轻易让人占据这个位置。
看到纳迪尔，母亲非常高兴。当然，她也坦率地表示对他工作的不满，也责怪他在家里的困难时期没有帮上一把。身为一名游击队员，我哥哥完全有权打她一顿，甚至可以因这么无礼的言语将她杀死，但他没有。母亲在家庭内部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还得向她道歉。他说，现在自己是个男人了，知道孰对孰错。他眼前最重要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尽可能为家庭办事。
他想把我带到他住的村里，那样就可以保护我不受其他游击队员的侵犯。他在游击队里的身份足以保障我的安全，但他很明白，如果我和母亲留在法扎巴德，即使凭他的影响力也不足以阻止当地的游击队员强迫娶我，如果他们真的要强迫我的话。
这也正是我母亲所担忧的。于是，大家决定让我跟随纳迪尔到他所住的亚富特尔区，去那里唯一的方式是骑马。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家门口，带了两匹白马，都装有马勒，上面还带着流苏，在巴达赫尚省很常见。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一直没骑过马，再说，穿着蒙面长袍上马鞍更不方便了，对我绝对是个挑战，更不必说骑马穿过拥挤的人群。每次喇叭一响或者听到某一奇怪的响声，马就会吓一跳。后来，我哥哥只好为我牵着缰绳，领着马穿过市区，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摔下来。每次马踢腿或者弓起马背，他就扯缰绳，而我总以为自己快要摔到路上了。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比那天更落后的了——我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被人牵着，仿佛倒退到我母亲甚至我姥姥的那个时代去了。那一刻，我觉得不但我个人，就连我的国家也都从来没有进步过。
我们骑马出法扎巴德，一直朝哥哥的村庄骑去。我们还需要骑整整两天，路况很差，有时几乎就是泥泞的小道。令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学会驯服坐骑了。蒙面长袍还是妨碍我骑马，尤其是我拐弯的时候。由于穿了蒙面长袍视野受局限，我的方向感也差了许多，如果马踩进小坑，我就很难保持身体平衡。
夜幕降临了，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打算停下来休息。尽管我们才骑了一天的路，可我已经觉察出这里的人们与城市居民的差别了。这些农村妇女非常热情，迫切想跟新来的人们说说话。在谈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们脏兮兮的双手，黑乎乎的，上面还沾着尘土，显然是长年累月的辛苦劳动和不经常洗澡的缘故。她们的穿着也是典型的淳朴的乡下农民衣服，不过我看了并不惊讶，只是久久挥不去心中那份回到旧时代的感觉。先是蒙面长袍，接着是马，然后是脏兮兮的农村妇女，她们的生活跟她们奶奶的生活甚至奶奶的奶奶的生活并无多大差别——看到了这些，我仿佛觉得这就是祖国的不幸前景。
第二天醒来，我感到浑身僵硬酸痛，骑马引起酸痛的部位你想都想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在落马好几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骑马走过崎岖的山路了。在阿富汗的这个地方，骑马要有点技术才行，有时候事关人命。
和纳迪尔一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去拜访一位叔叔以及邻村的一些远房亲戚。我在一名妇女的边上坐了下来，她刚好认识我母亲，就问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我在不在喀布尔。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件事。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出了我脸上的惊恐，才意识到我还不知道这个噩耗。我叔叔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他本能地引开话题，并暗示那位妇女所说的人其实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马莫沙哈，他15年前就被游击队谋害了。
当年游击队袭击豪汗镇时，马莫沙哈和当时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奋起反击，将他们击退。那一晚，他整夜待在一间小浴室里，用仅有的一把手枪朝窗外开火。为了能让他够得着高高的窗台，他可怜的妻子只好四肢着地，弓成一团，让他踩在她背上。那一场恶战中，他们夫妻俩都存活了下来，但他却成了被追杀的对象，于是他们先去塔吉克斯坦躲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偷偷回到了阿富汗，也就是这次的回来他才被游击队抓获的。这再次显示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传统：母亲整夜出去走关系，向一个又一个军官求情，求他们释放马莫沙哈。他不是她的亲骨肉，可她视如己出，正如她爱所有其他妻子的孩子们一样。但求情最终没能成功，和父亲一样，马莫沙哈在黎明时分被一颗子弹射进脑袋，就这样被残忍地处决了。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的。这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既然我当时在场，那她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尽管我的亲戚们都往好的方面说，可我还是担心她说的确实就是穆基姆。他就住在喀布尔，所以我担心遇害的是他。我忧心不已，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还感觉一阵恶心。真想长出一双翅膀，飞到喀布尔，去看看穆基姆是否有事。
在回家的路上，纳迪尔反复强调说那个妇女肯定是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想保护我，而我也宁愿相信他编的谎言也不愿相信这可怕的真相。
或许是由于一直牵挂着穆基姆的生死吧，我总觉得后来在乡下的日子不惬意。我开始想念家人，尤其是母亲。我很难适应乡下的生活，渴望能够回到城市喧嚣和活力的生活中来，最好是喀布尔这样的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甚至还觉得连村里最珍贵的水煮肉和圆盘烤饼都很难吃，身体也渐渐瘦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怀念课堂。
村里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因此，吃过晚饭，收拾完毕，大家就上床睡觉——通常每晚7点就睡了。对我来说实在太早了，躺在床上的我，为了有事可做，就在脑子里复习数学题和物理、化学公式，这至少能够让我觉得跟课堂还保持一丝联系。我太想念上学了，就在回忆数字与符号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很快返回喀布尔，重新捡起阔别一年之久的学业。
没多久我就让纳迪尔准许我回到法扎巴德。我太想念母亲了，真的需要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开始跟亲戚们讨论这个计划，但最终大家决定，我不必回法扎巴德，而是让母亲、姐姐、姐夫，还有我一起回到喀布尔。我母亲的二儿子米尔沙卡伊在首都当了警长。他说，现在喀布尔够安全，我们回去住完全没问题。于是，纳迪尔和我骑马返回法扎巴德，然后所有人从那里坐飞机前往昆都士。
能和家人一起回喀布尔，尤其是能和母亲一起走，真叫我高兴。我没告诉她关于穆基姆的死讯，因为我自己还没勇气相信这个事实。当不安向我袭来，我干脆就不去想它。母亲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回喀布尔后会面临什么情况，但能回来已经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
到了昆都士后，我们还得坐300公里的公交车才能到喀布尔。那年7月的阿富汗，跟往年相比，温度高了许多。太阳炙烤着群山，到了中午，岩石被晒得滚烫滚烫的，手一碰就有灼伤之虞。风扬起尘土，在空中盘旋，活像微型龙卷风，冲入屋子，钻进汽车、机械装置，甚至掉进你的眼睛。我已经习惯了穿蒙面长袍，当然我依然讨厌它。尘土不顾女性端庄的穿着，依旧千方百计往蓝色布料里钻，粘在我汗津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