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者的儿子和1999-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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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富忍不住吞了口口水，恨不得自己能走上楼去看一看。玉虎的脸很红，怕被我们看到，假装把头埋在腿上打盹。我的心也一下子跳得很利害，脑中全是徐瑶的影子，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月明之夜……
我们不敢说话，也不敢走动，最后实在太困了，便倒在沙发上，却又各有心事，谁也没睡着。
第二天天亮以后，太德叔很是奇怪我们为什么会躺在他的沙发上睡觉，好不容易才想起是自己带我们来的。从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很后悔带我们来，正因为他的后悔，所以他才会急着打发我们走。而我在昨晚难以入眠时，似乎猜到了他为什么要骂大刚“畜生”。
“走，早餐我们出去吃——我请你们。吃过早餐后，你们就去工地。对了，何德利安排你们做些什么？”
我原以为他会嘱咐我们走后别乱说话，不想他却提起了何德利。
我们面面相觑，不敢回答。
“怎么？受气了？是了，何德利不怎么会说话，而且有点那个。他就是这一点不好，不过做事挺负责的，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太德叔，我们……我们……不想在你的工地上干了……”我忍不住说。
“为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放宽胸襟，受一小点气就打退堂鼓了——要知道，在社会上闯不学会受点气是闯不出什么明堂的。”
“不是……我们……我们打了何德利……”我忍不住说了。
“什么？”太德叔微微变了变脸。
这时，那女子从楼上下来，背着一个包，费力地拖着行李箱，艰难地走到楼下，歇了会儿，便抽出行李箱的拉杆，一句话也不说，往外就走。
“你要去哪儿？”太德叔大声问。
她停住脚步，一句话不说，头也不回，只是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丢在地上，头一昂，快步走出了门。
太德叔大骂了一声“小贱人”，便开始踢东西。
他瘫坐在沙发上，对我们没好气地说：“你们还在这儿干嘛。还不给我滚！”
我们刚想走，他又叫住我们，冲我说：“小玉夫啊小玉夫，”他用手指点着我说：“你为什么不学学你老爹，放稳重一点呢。别以为多读了几年书，就自以为了不起了。真是太不像话了！你们把何德利打伤了，他怎么能给我管工，我的工程不就落下了——我所承包的可是国家的工程——你们说，耽误了工期你们谁能负责——别说你们，就是我也负不了这个责任。”看来他是想训练我怎样学会受气了。
我不敢辩解，更不敢抬头，只是隐隐觉得心里扎了一根针，不拔出来，心就悸痛难耐，可一拔就得毙命。我在怀疑这是不是我？如果是我，为什么不辩解？反而像一只偷吃了香肠的狗，任凭主人发泄乏了才敢抬起头，还得摇着尾巴示好——难道这就是怯懦者的儿子？
太德叔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在桌上拿过香烟，弹出一支点上，顺便就坐到桌旁的沙发上，别开头不看我们。
我们都没说话。
我觉得我应该抬起头来，应该大胆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们要走了。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然后昂着头走出这还算舒适安逸的小别墅，即使遇到更多的困难，也不会再来找他。
我决定这样做了。
当我抬起头时，却惊讶地发现太德叔笑了，笑出了两个迷人的酒窝。第一次看见的人，都会感到亲切，就像第一次看见手中的刀切开西瓜，西瓜里看不见一粒瓜子——扑上去，是无顾忌的甜……
两只队伍
我有两颗心脏
一颗血红健壮
一颗茄紫苍老
一颗豪情奔放
一颗消沉绝望
我有两种思想
一种激进昂扬
一种烦闷暴燥
一种倾注我全身心的爱
一种渗透我无言语的恨
我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真诚的祝愿
一个是虔诚的诅咒
一个来自旭日东升时的清晨
一个来自狂风暴雨时的夜晚
我有两种亲情
一种甜美自豪和骄傲
一种苦涩悲观和心寒
一种献给我日益强大的祖国
一种留给我失望沮丧的同胞
我有两件衣裳
一件温暖人心巧夺天工
一件富丽华贵天衣无缝
一件是慈母密密缝就的游子身上的衣
一件是社会秘密纺织的人类身上的网
……
太德叔居然叫我给他看管二号工地，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还给我定了工钱，每月七百，包吃住，另外每月还有奖金，工作是每天记清工人的出勤情况和建才的使用情况，然后每月交给财政科一份相关材料，就这么简单。玉虎则直接到财政科工作，月薪八百，另加奖金，工作是协助做公司的帐本数据的管理和统计。齐富先到公司办公处作保安，因为他曾学过散打及一些擒拿，月薪七百，另加奖金。冬云和张翔，由于他们不太关心做活的事，所以太德叔叫他们先到何德利的一号工地先做几个月，到时候再看表现调动。
“话我还是得说在前头，我现在虽然给你们安排了工作，也说了工资，但有一点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合格了，我自然会给你们加工资。如果不称职，该辞退的，也是要辞奶的。你们明白吗？”
齐富以前到外省去打工，虽然一月能有上千的工资，但是不包吃住，那边消费又相对要高，现在只做保安，虽有些无聊，但乐得清闲，所以非常满足。玉虎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现在终于可以有工作了，而且和专业对口，非常的兴奋。
冬云有些怨言，让他到何德利那儿给何德利报复的机会，他可不愿意。可是一听齐富嘲笑他说：“肯定怕何德利了。”便赌气说道：“我怕他，我就去他的工地做，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至于张翔，只要不回去见老婆孩子，他倒是挺知足的。
我是有些不情愿，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一时找不到工作，只有先将就一下了。
太德叔特许了我们两天的假，说是让我们准备准备铺盖和日常用品，或买，或回家拿，我们自行安排。至于住处，每个人工作的地方都有相应的单身宿舍或工棚，床也有现成的，他会打电话叫人安排，所以无须多虑。
我们自然不愿再大老远跑回家去，便相邀去购置。冬云有些想在县城开理发店的女朋友，想回去取行李，顺便解解看过录相后心里的“渴”，便硬拉张翔回去。张翔自然不愿意，可还是拗不过冬云，于是提出条件说：“那好，我只到县城，你替我去家里取行李，我在县城等你。”冬云满口答应。其实，他叫张翔一道回去，目的是想让张翔给他开车费，尽管让他买菠萝不容易，可买车费张翔一向是蛮慷慨的。只要和他一起做车，你故意把掏钱包的速度放慢一点儿，车费就是张翔的了，当然你得习惯他的几句抱怨和嘟起来的嘴。齐富本想让冬云顺便捎来，结果冬云不予理睬，兄弟俩闹了几句嘴，不欢而散。
齐富只得跟着我们到商品批发市场。
我们通过一阵的讨价还价，结果每人花了八十元，各自买了一床棉絮，一个枕头，一条簿毯，一条床单和一卷棕垫。本来老板非要100的，直到听我们仨人说定都买她的，她才答应80卖给我们。没想到我们从市场的另一个入口出来的时候，却有两、三户商家叫卖，如我们买的一般的用品只要60元，这使我们后悔不已，玉虎也开始责备齐富（他本来是想多看看几家的价的，可齐富不愿多走，说脚太酸，买就买吧），说得齐富也后悔不已。
接着我们又买了脸盆、毛巾、牙膏、牙刷，身上已满是累赘，弄得两只臂膀又酸又麻，于是便挤上市内中巴，不想车内已是满坐的，还有不少人站着，车开起来都不透风，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恨的是，车走不了多久便停了下来，只听见前边人声鼎沸，争论声激烈，又看见许多人拥向前，形成人群。
“堵车了！”人们纷纷说。
透过车窗，只见前边一片混乱。人们等不了，又有些好奇，纷纷要求下车。司机说路上不能下车，要被罚款的。被几个声称有急事的汉子骂了一通，城里的司机和售票员向来是欺软怕硬的种，反正又收了车费的，又是非正常时期，所以争了几句，见汉子们较“恶”，便打开了车门。
我们也气闷得久了，跟着下了车，出来想透透气，却闻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
空气中似乎布满了火药，一触即发。
只见无人售票公郊、大巴、中巴、面的、的士、摩的、三轮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
“怎么会堵车了呢？”玉虎很是不安，焦急万分，却又没有办法。
“肯定又是学生游行呗！”旁边一个人像是回答玉虎，又像是自我感叹。
老远能看见人群中林立着一些白布标语，我们知道了之所以堵车，果然是因为前边的大型游行。我的眼睛虽然有些许近视，但白布标语上的字却还依稀可辨：
“强烈抗议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北约的侵略行径！”
“我们要工作！”
“沉痛悼念遇难同胞！”
“社会主义好，饭碗没有了！”
“努力学习，讨回国家尊严！”
“下岗，下岗；上享，上享！”
……
我看糊涂了，后来还是齐富反应快，说：“这是两支游行队伍。”
前面人声越来越大，越闹越凶，越来越嘈杂，人也越来越多，填满了车与车的缝隙。
人们已是磨肩接踵，感到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慌忙奔向我们乘坐的车，在这种情况下，在车上是相对安全得多的。可人群涌动起来，把我和我们乘坐的车挤开了长长的一段距离，齐富、玉虎和我也被挤散了，这时才有些后悔不该下车来看这种热闹。
随着人群的涌动，有人被挤倒在地，必出痛苦的呻吟。前边林立的标语也乱晃起来，两去游行队伍开始大打出手。
拥挤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脚，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向外围推，重心不稳的摔倒在地，发出令人发麻的惨痛的呼声——越是热闹得人多的热闹，越不应该好奇地去看。
这时明白显得晚了。
打斗声、谩骂声、哭叫声、喇叭声响成一片。人群中越来越乱，有车被砸了；有人发现丢了钱包；有妇女被人骚扰；有孩子认错了爹娘……
警笛声响了，救护笛也响了，可是不见车来。堵车的长龙同样堵住了警车和救护车。此时此刻，“110”、“120”不只一次地被拨通，警局、医院不只一次被诅咒谩骂……
终于，手持警棍和盾牌的武警排着长队，有条不紊地跑步而来，又飞快地分散成数个队伍来维持秩序。医生们也在另一队的武警的帮助下，提着急救箱，抬着担架来了。接着刑警也来了，他们手中晃动着光亮的手铐。紧跟着交警也大批出动，并很快地投入了战斗。
这时，有人向武警大打出手，训练有素的武警们只是偶乐格阻，并不还手，脸色严肃，任凭“暴徒”打骂，一心疏散群众。
人群产生巨大的力量，向外围涌去。警棍和盾牌形成的单簿的屏障，被捅破了一个个缺口，杂着两种口号的标语，歪歪扭扭，一片狼藉，再难以分辨写的是什么字。支撑标语的竹竿，成了人们打斗的武器。
谩骂声、惨呼声、打斗声……
我紧紧地倚着路边的栏杆，虽然稳住了身子，但却像瀑布下的水草，被水帘一浪一浪地冲击，有些支持不住了，可我不敢松手，一旦松手，任凭我再怎么结实，也经不起人群的践踏。
瞬间，栏杆上稳住了一长排人，就像失事的船桅“搂”着一排遇难的船客，钢铁栅栏纵然坚固，可也经受不起“人多力量大”的考验，开始感应人类最激励的音乐，想要翩翩起舞。
刑警、武警、交警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我的视线也越来越宽。
警笛交响，警哨互应。
雪亮的手拷晃动着，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捕，荣幸地戴上这精美的手镯。
几个记者和摄影师不顾军警的阻挠，固执地想要到最现场去，和军警们争论起来，似乎在高呼“采访自由权”。后来好像是一个“局长”走来一挥手，大概是说“国家隐私权”吧，那几个记者和他们的摄影师才惭愧地，又是依依不舍地走到一个角落，把摄影机对准军警们，开始报导。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我的视线，她傍着一棵梧桐树下的公用电话，手里握着一面小旗。刚才训斥记者的那个“局长”走到她身边，说了她几句，她只是低着头不言语，待那“局长”走了，她才抬起头，焦急地向人群中搜寻。
“徐瑶！”
我大声地叫，但声音太嘈杂了。
我用手分拨人流，艰难地向她走去。刚想再喊，这时只见一个大个子警官拉着叶菊走到她身旁，把叶菊交到她手中，叫她们快走。我一呆，险些被人流挤倒，幸亏有人拉住了我。我抬起头来想说“谢谢”，却意外地发现扶我的竟是我同室的兄弟杨超，还有陈凯、郭明、李俊良、陈真雄、付同奔、张德远——与我相伴将近四年的兄弟，他们都在。我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尽管人流将我们冲得摇摇晃晃的。
杨超一拉我的手：“走！先离开这儿！”
我们好不容易逃到宽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