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 作者:杨澜-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吴征
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
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
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
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
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
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
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
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
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
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
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
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
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
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
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
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
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
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
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
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
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
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
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
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
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
办公室。
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
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
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
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home
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
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
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
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
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
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
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
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
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
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
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
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
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
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
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
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年八日，
英国大百科全书通知杨澜，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颠年鉴》。我很佩服杨
澜，因为上述这些事，我不说，她是永远不会说的。她只是怀念着北京外国
语大学食堂中的白馒头与窝窝头，还有上海城隍庙的各种小吃及外婆做的醉
虾、醉蟹。
杨澜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
一，是她在《正大综艺》的峰巅状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后
执著地要回国。说实话，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变初衷，
改为在美中两地来回发展。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
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
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
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
决心彻底回国了。
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
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
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
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
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
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
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
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
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
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
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
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
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
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
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
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
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
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
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
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
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
乐得其所的家吧。
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
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
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
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
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
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
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
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
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
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
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
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
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
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
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
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
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
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
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
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
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
方；二是怕招惹麻烦。”
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
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
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
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
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
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
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
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
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
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
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
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
段文字，权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
黑洞中游荡。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
凭海临风
机会是我的吗？
曾经的大学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 国际大
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
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
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
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
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
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
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
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
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
T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
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
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
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
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
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
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
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
还好，这些我都记得。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
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
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
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