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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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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傅斯年逝世后,胡適说:“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在海峡对岸的陈寅恪辗转得知傅斯年的死讯后,悲从中来,于当年的12月赋诗悼念,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这是当时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赞誉】

沈尹默曾对朱家骅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何兹全曾这样评价老师傅斯年:“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做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適、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

考古学家张光直称赞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伟大的学术篇章。

胡適追悼傅斯年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孟真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適称赞傅斯年道:“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

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他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斯年的才气与风格,他认为傅斯年“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写道:“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尔泰(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尔泰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

李济对罗家伦言道:“你说孟真与伏尔泰有相像之处,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尔泰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罗听罢仰天长叹:“天夫!天夫!何夺我孟真之速也!”

毛子水说,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

杨向奎说,傅斯年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讲课“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是一位渊博而又开创性的学者”。

傅斯年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追忆校长:“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有学者评价:“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袁良骏在《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认为傅某些事情做得过了头,他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但他公允地对傅当时所处的历史氛围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

蒋廷黻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

朱宗震评价傅斯年:“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李济谈道:“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建筑的总设计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

赵元任极佩服傅斯年,赵氏夫妇游历欧洲时,赵元任和傅斯年最为投缘。杨步伟说:“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

程沧波评价傅斯年道:“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

程沧波还将胡適与傅斯年做比较道:“胡適之原来不是‘经生’,而偏想钻进‘经生’的圈子,傅孟真有做‘经生’的渊源资格而生平跳出这个圈子。”

蒋梦麟认为傅斯年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他说:“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蒋梦麟还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劳榦断言:“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

四、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2),原名元善,字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关键词:壮怀、激烈、识见、拥戴、论争、执着、昭明、农书、公案、情谊、仁厚、耿直、简朴、风趣、和谐、逸事、兄弟、演讲、百年〕

【壮怀】

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希望他能学做生意,继承家中酒坊,但他却只想读书。为此,马经常挨父亲责打、罚跪,但他“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过鸡窝里。十五六岁时,马寅初想到上海求学,遭到父亲拒绝后,他愤而投河,幸亏被一名船工救起。经过此事,父亲终于让步。此后,马寅初拜上海瑞伦丝厂老板张江声为干爹,到上海读书。

到上海后,马寅初进入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馆读中学,开始学习英文,由于他的家乡口音很重,发音总是不准。为了准确发音,他便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反复朗读。即便如此,第一年英语考试仍是不及格。但他并不气馁,利用早晚时间不断高声反复朗读,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毕业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马寅初告诉钱荣堃,他原本在北洋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但到美国留学时改学经济。因为他相信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中国的出路在于富强。

马寅初博士毕业后,导师赛利格曼教授邀请他留校任教,但马拒绝了老师的邀请,毅然回到国内。当时袁世凯正谋划称帝,袁的说客便以马是袁总统任内派出国留学的为说辞拉拢马,马断然拒绝,并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以堵说客之口。从此,他决心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寻找强国富民之路。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沈松林回忆,老师马寅初在南京工作时,他常送老师坐夜车回杭州,每次总看到马挟着厚厚的一本书。沈问:“马老师,您坐夜车还要看书吗?”马回答道:“我在来去火车中看看书,已成习惯。我是走马看花,把其中重点画上线,以后需要,随即可查。”沈又问:“您早成为著名学者,快成老年人了,还要这样用功吗?”马严肃说道:“正因为如此,更要加紧吸收新知识,如一旦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经济事件,别人问我是怎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我若答不出,岂不是把我这个所谓‘经济学家’的招牌打碎了吗?”接着又说:“任何人研究学问都要精益求精,一旦自满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叶沛婴回忆,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防空洞躲警报时,常站在洞口,借着洞口的一线亮光,坚持读书。某年暑假,叶曾在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每每见马寅初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至深夜,叶深为感动。

20世纪50年代,已七十高龄的马寅初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经济理论书籍,开始学习俄语。他学习十分认真,出差路上、上下班途中,只要有时间就进行学习。无论天气冷热,晚上他坚持完成俄文作业,早上在院中大声朗读。有学生还曾看到他在景山上朗读俄语。通过三年学习,他不仅能用俄语交流,还能阅读俄文原版书报。朋友们看到他认真学习的态度,都夸他是“七十岁的小学生”。

【激烈】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异常不满,他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班人的丑行,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傅光培回忆,在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拿出一张5万元的钞票,当面质问孔祥熙:“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到明天买一刀草纸就需要花一车子这样的钞票了。”孔闻言大怒。

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财政部长孔祥熙上台发言,马寅初当众质问孔经济问题,孔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下不了台。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替孔解了围。趁休息时,孔溜之大吉,从此恨马寅初入骨。也有说法称,面对马寅初的质问,孔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

不久,马寅初在中华职工学校进行演讲,大骂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他说:“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1940年春,马寅初受陆军大学邀请给来自前线的将官班学员讲演《抗战财政问题》。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马寅初痛斥四大家族。他说,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并非如此,而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指明:“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马的演说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吓得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后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赶紧把马送走了。

面对马寅初的公开声讨,蒋介石气急,说马是“嵊县强盗”(按:新中国成立前嵊县以出强盗闻名),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

蒋介石对马寅初十分不满,1940年12月6日,蒋派宪兵逮捕了马寅初,将他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对外,则以“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敷衍了事。

1941年3月30日为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没有寿星的祝寿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来巨幅寿联,云:“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马寅初曾对谭伯鲁等人谈及被幽禁的经历,他先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八个月,后又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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