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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3部分

小说: 细说民国大文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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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所长是副所长。”客人听得一头雾水,弄清后便哈哈大笑。任继愈也忆及,当时罗常培的研究生周法高曾为此戏编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虽不大工整,但在同学中流传甚广。罗常培听说后,将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

董作宾调侃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道:“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

李庄的李婆婆在接受岱峻采访时说起傅斯年的一件趣事:“他懂得雀鸟说话。有一回,他说学乐殿有两块田的早谷子黄了,是他听麻雀说的。第二天,我们去学乐殿,果然看见有两块谷田,麻雀多得很。”

“史语所”有一部珍贵的北宋刊行、南宋增补的《史记》,由那廉君保管。傅斯年喜欢这部书,常常借阅,傅阅读时,那廉君便守在旁边,生怕傅的烟斗碰到书上。一次,傅又阅读此书,正值酷暑,傅便开着吊扇降温。风吹的书页哗哗作响,书页间夹着的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了起来,那廉君见状,慌忙关上电扇。傅斯年体胖,热得汗流浃背,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傅斯年常自己到书库看书,书库禁止吸烟,傅有时忘了,进去时还吸着雪茄,但只要那廉君向他的雪茄一指,他便做出一个天真的姿势,连说:“糟糕,糟糕!”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代表当局处理学潮,要求学生尽快复课,否则,国民政府将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指傅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斯年抵达台湾时,台湾有轻微地震,傅笑道:“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

俞大綵回忆,傅斯年不讲究穿着,裤子被烟头烧出了破洞,补上再穿;上衣胸前染上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常开玩笑说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一次接傅斯年赴一个正式宴会,发现傅穿的鞋子一只黄色,另一只为黑色。

傅斯年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买书。那廉君回忆,傅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蒋梦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身形】

傅斯年体胖。那廉君回忆:“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经逼死坡(南明时代的一个遗迹),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三人同去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为他们三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等在门前。第一个走出门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前一个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出来时,剩下的两个工人看见傅比刚才两人胖得多,吓得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主人甚是尴尬。

罗家伦常笑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傅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由于体胖,傅斯年睡觉爱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乘船到重庆,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响,吵了自己睡觉。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未能睡好。”

抗战时期,陶孟和曾嘲讽傅斯年:“傅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进行治疗。俞大綵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后,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学生温梓川说,傅斯年食量极豪,一次竟能尽馒头二十枚,这与他的患高血压病不无关系。

俞大綵回忆:“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傅斯年患高血压,夫人总不让他吃肉。但傅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在上下班途中,他常到小吃店吃碗北方面食,并不忘嘱咐秘书那廉君道:“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夫人怕傅斯年贪吃,只给些小钱,仅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台大时,学生常发现他饭后会再进餐厅,或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某次,那廉君和另一位秘书李绪吃饭时,傅斯年走过来,抓起那廉君的面包和李秘书饭盒的卤肉,边吃边笑说:“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那廉君禁不住感叹:“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一次,傅斯年观看运动会回来,对那廉君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那廉君要替他去取,他不肯,说还是自己去。后来有人告诉那廉君,傅去取烟斗时,又喝了一碗鱿鱼羹。

苏乡雨回忆,傅斯年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特别是包子、锅贴、馅饼之类。一次,胡適到台湾,台大的北大人在苏家聚餐欢迎胡,苏的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北方风味的饭食,结果傅斯年吃了太多的馅饼,躺在藤椅上动不了,回家后又吐又泻,折腾了一个晚上。

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去世之前两三天,很想到萤桥去吃一顿烤肉,曾向夫人提及,由于口袋羞涩,未能如愿。俞大綵对此,始终引为憾事。

【孝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九岁丧父,此时其弟傅斯严才七八个月。因家境贫寒,只能靠亲友的捐赠度日。傅母抚养两个儿子甚为艰辛,一到雨天,屋里漏雨,傅母便怀抱幼子,执伞避雨。傅母平日节衣缩食,供两个儿子读书,对二人亦督导甚严。故日后傅虽霸气十足,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对其母却极为恭顺,遇母亲发脾气,便长跪不起。

俞大綵回忆:“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血压高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委托一位下属送两个侄儿和母亲到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到长沙不久,这位同事护送其两个侄儿也来到长沙,傅见到侄儿们很是高兴,当听闻母亲没能逃出来时,傅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们几个耳光。随后,他千方百计将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从安徽接到重庆。每言及母亲逃难之事,傅斯年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史语所”由长沙迁至昆明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其弟傅斯严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10月,傅母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傅斯年极为悲痛,非要让医院告知母亲的病情,医院得不出确切的结论,只好提出解剖。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才知道母亲死于胆结石。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且国难当头,所以丧事从简,未发讣告,未公开吊唁,由内兄俞大维帮助料理安葬事宜。傅斯年将母亲安葬在歌乐山附近的一个小山顶上,墓穴建得十分坚固,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盖上用水泥制成的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傅斯年致信胡適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

【姻缘】

傅斯年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同乡山东聊城县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长相秀美,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傅斯年婚后一直在外求学,二人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他极为苦恼:“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不可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曾抱怨对旧式婚姻的不满:“胡適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决心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二人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幼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傅斯年与俞大綵谈恋爱时,胡適曾在日记中记载:“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作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俞大綵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思想开通,兴趣广泛,会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是典型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学习,长于文学,尤擅英文,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

傅斯年曾多次对好友罗家伦谈及俞大綵,说起妻子的才情,神采飞扬。罗无限欣慰:“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但他嘴上却开玩笑地对傅斯年说:“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伯相马。”

俞大綵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由于傅母年轻时即守寡,因为总以为儿子被媳妇抢走了,经常发脾气。俞大綵有时受了婆婆的气,便到表弟曾昭抡在南京建的一栋小洋楼躲避。

傅斯年讨厌狗,到昆明后,友人送给其子仁轨一条狗,一日傅斯年午睡方酣,狗走过去轻轻舔了他的手,傅被惊醒,怒捡起拖鞋而打狗,谁知狗没打着,却将自己的眼镜碰掉在地上,摔碎了。俞大綵戏言他虐待动物,傅恼羞成怒,三天不与其交一言。第四日傅起床后,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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