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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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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曾评价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道:“‘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后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所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张政烺精通目录版本学,因此傅斯年对张格外器重,但傅却让张在“史语所”整整做了十年薪水菲薄的图书管理员。张是山东人,平日为人厚道,不与人计较。但到了1946年,张实在觉得忍无可忍,径直去傅的办公室找他理论。一进门,张用手指着傅说:“我干了十年图书采购员的工作,你都没有给我提过级,我今天真想揍你一顿。”张是山东大汉,傅更是人高马大,体重二百多斤,听罢便说:“凭我的块头和力气,加上我出手又快,若论打架,你打得过我吗?”

此时正值北大复校,傅斯年亦代理北大校长,在聘用教授上还是坚持其一贯的崇洋思想,凡留过洋的就聘为教授,如周一良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凡没有留过洋的只能聘为副教授,如邓广铭和张政烺都接到是副教授的聘书。这回,张政烺改变策略,直接掏出清华大学的聘书,告之清华已正式聘他为教授。傅看过后,因实在舍不得放走张这样的人才,只好无奈地改聘张为教授。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搜查,傅斯年极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对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学潮发生后,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矛头直指傅斯年。傅读了报纸对台大的指责后,直接大骂“他妈的”,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词,血口喷人。”

罗家伦反对傅斯年的坏脾气,曾用傅过去告诫自己的话劝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敦厚】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陈槃写的一篇文章后,对陈颇为欣赏,后陈被同乡告发为共产党而被捕,傅得知后,拿出一百元大洋打点狱卒,使陈免遭皮肉之苦,同时多方活动,将陈营救出来。拿钱之事,他一直没有告诉过陈,直到他去世后,陈才偶然一次听其侄傅乐成说起。

1932年,老师陈独秀被捕,傅斯年发表文章称陈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要求国民党政府“依法特赦”陈独秀。陈被关押在南京狱中时,傅曾去看望。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的陈独秀出狱后住进了傅家,几日后,因傅全家离宁避难,陈住到他处。后陈独秀住在四川江津,傅斯年便与罗家伦一起前去看望,并解囊相助,但陈因傅为国民党官员,而拒绝接受。

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经常向部属发脾气,但十次有九次事后会后悔。“史语所”的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上午对他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全送给老裴。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李不愿出任,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闻听此言,对李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在李庄时,向达八岁的儿子和李方桂五岁的儿子打架,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夫人遂找到向达夫人理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傅斯年正好经过,边作揖边连连说道:“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

抗战时,“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供给十分困难。傅斯年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写信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期待着食米……”

傅斯年的学生杨向奎在甘肃任教,与傅偶尔有书信往来。傅对杨的情况并不大了解,一次,他得知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去兰州,特地致函杭说:“我有一个学生杨向奎在兰州,他在北大时,书读得不错,可能在兰州尚无工作,请为安排。”杭到兰州后,多方打听,知道杨在甘肃学院任教,便未再为杨安排工作。但因为傅、杭的关注,只是讲师的杨向奎暑假过后便被评为教授。

严耕望想进“史语所”,苦于无人介绍,便将申请书和自己的几篇论文一起寄给傅斯年。一个多月后,对此不抱希望的严耕望收到傅的复函,表示同意他的申请。第二天,严去见傅,傅让他留在重庆帮助其处理文书的工作,严考虑后认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便对傅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傅听后并不介意,让他去在李庄的“史语所”工作。抗战胜利后,严耕望一家经济困难,傅斯年得知情况后,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所得的报酬送给严耕望,并为严妻安排工作。

傅斯年赏识王叔岷,着意培养。抗战期间物价飞涨,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阅览,每次看完郑重锁在保险柜里。

邓广铭单身一人来到大后方,家眷仍留在北平。因通信条件极差,一封信几个月都寄不到北平。傅斯年考虑到邓的个人生活问题,便于1943年介绍邓去复旦大学任教。傅在介绍信中特地写道:邓广铭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是在北大、清华定可聘为副教授。当时北大比起复旦来名声大得多,傅此语意为,邓到复旦去,起码要聘为副教授。果然,邓广铭到了复旦大学,被校方聘为副教授,第二年,又升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胡適夫人江冬秀堂弟江泽涵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胡適夫妇,见到了傅斯年。傅嘱咐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提及此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邓广铭,邓叹道:“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屈万里回忆,抗战时,傅斯年曾周济一个满头生疮的七八岁的小乞丐,傅将小乞丐领回家中,帮他治好癞疮,并帮他寻访亲人。一个月后,傅终于找到了孩子的家人,将他送了回去。

四川李庄永胜村村民张海洲给傅斯年抬过滑竿,其子张汉青曾说起从父亲处听来的傅斯年的事情:“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陈雪屏回忆,“史语所”在李庄时,有一位年轻人也住在李庄,他想见傅斯年却又不敢。一日,他正好遇上傅出门,便迎上去打招呼,说自己是某大学的毕业生,想进“史语所”工作,但苦于无人介绍。傅和他谈过后,觉得这位年轻人资质不错,便聘用了他。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于买书。在李庄时,大家生活困难,傅斯年便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人口多,生活极为困难,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台大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写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下飞机后,见到惨案制造者关麟徵的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任台大校长两年间,傅斯年解聘不合格教员达七十余人。傅知道其中一些人被解雇后无处可去,便把他们安置在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大时,傅斯年答复政府公文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来信都是亲自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俞大綵回忆说,傅斯年在台大时,“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傅斯年对司机工友极好,他去世后,他的司机杨国成在殡仪馆外的停车场上提到傅,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开了二十多年车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东家……”每次要用车,傅斯年都走到杨家,拍拍老杨的肩膀说:“跟我出去一趟,老杨!”遇到老杨正和邻居下棋,傅便等到棋下完再和老杨一起出门,如事情紧急非走不可,傅一定礼貌地对老杨的棋友说:“对不起,打断你们的雅兴了!”遇到朋友请客,傅一定对朋友说:“你请我吃饭可得把我的司机一道请啊!”

一日,傅斯年回家对俞大綵说,他看到一篇好文章,于是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该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问他为何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有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说,是傅托他在香港专门为该学生配制的。俞接过眼镜,泪湿衣襟。

【率真】

傅斯年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又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问道:“当时你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傅答:“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与罗家伦常一起聊天,罗家伦回忆:“我早上到校上课之前,首先要到他房里谈天,他没起来的时候,我有时掀他的棉被,他颇以为苦,气得大叫。”

1920年,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谈及他赴欧留学途经上海时的观感。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的反感与抵制。傅斯年这样写道:“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模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模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模仿,更不要说。从模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模仿。良家妇女模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模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模仿妓女的衣服。”

傅斯年留学德国时,与毛子水同居一寓,毛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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