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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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晚学盲言》。周回台后，向钱提及此事，钱淡淡地说：“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恐怕无法题词了。”说完在书的扉页上写下“钱穆”二字，拒绝之义尽在不言中。这本书最后没有送到冯手中。
容庚对冯友兰批孔嗤之以鼻。1973年10月16日，有学员问他：“你现在批不批孔？”他说：“我不批。”学员要他向冯友兰学习，容庚说：“冯友兰过去是我的老同事，给蒋介石讲过课，现在批孔是个两面派。”
王友琴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
何兆武讲到，他曾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读到邹承鲁的访谈，记者问邹：“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余英时评价冯友兰：“我认为他的思想最深处，始终离不开向‘帝王’进言的意识，只要读一读《新事论》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他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至少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40年代中，他对蒋介石曾有此期待，不过《三松堂自序》中故意丑化蒋，把真相完全掩饰了。但我们仍可从他在《自序》中对毛的态度看得很清楚。1949年他上书自效，却得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答复，虽心中‘有一点反感’，得到御札则引为无上光宠。”
季羡林对冯友兰的评价是：晚年善终，大节不亏。“文革”后冯友兰重新回归到独立思想的学术境界，他穷余生写下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便是明证。薪尽火传，冯友兰做到了“殁，吾宁也”。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诞辰，北京大学哲学系早已做好准备，邀请海内外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参加庆贺冯诞辰95周年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这几年间冯身体不好，是医院的常客。但让大家意外的是，冯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坚持进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十年前，85岁的冯友兰决定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计划为七册。有人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60年代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坚持重写。十年来，冯友兰辗转于家与医院之间，并且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但他却坚持著述。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终于完成此书的写作。
冯友兰完成此书后，宗璞既喜又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冯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不久前辞世的钱穆。11月26日，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本已准备好的寿筵，变成了葬礼。
【评说】
张岱年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但极为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曹聚仁称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理学》等著作至少可以和章太炎的《说名》、《说性》等名篇并驾齐驱。
饶思诚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只是旧瓶装新酒，非独到之作”。
何兆武对冯友兰并无太多好感：“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文革”后，冯友兰进行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一次开会，何兆武遇到涂又光，涂正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编《三松堂全集》，何问涂，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涂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
何兆武则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为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副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三、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关键词：五四、壮怀、炽热、大炮、霸气、敦厚、率真、介直、干才、铁腕、革新、留洋、治学、情谊、龃龉、逸事、身形、孝道、姻缘、去留、谶语、长辞、赞誉〕
【五四】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他曾自豪地追忆：“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某日，傅斯年走在大街上，被路过的汽车溅了一身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他将此语写在文中并发表，很快在学生们中获得共鸣。五四运动中，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进行演讲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便摁了一声喇叭。大家登时想起了傅之语，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将汽车掀翻，打砸起来。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会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规定。
下午，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开始游行。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打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时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当时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镇压，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包括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傅斯年因离开较早，未被逮捕。当晚，他回校后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罗家伦语）胡霹雳发生争执，傅主张将主要精力放在营救被捕同学上，而胡则主张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由争执发展到肉搏，胡打坏了傅的眼镜，傅大怒，“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自此，傅斯年退出了五四运动。
同年10月，傅斯年反思五四运动，在《新潮》杂志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傅斯年在纪念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一文中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壮怀】
傅斯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在给好友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信中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一同赴英国留学的俞平伯半途而废回国后，傅斯年下决心好好学习，他致力于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数学、物理学等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不求速成，拿个文凭回国求取功名，而是踏踏实实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1928年，“史语所”筹备期间，傅斯年在给胡適信中说，他为“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从不与学生讨论政治话题，他要求青年潜心学问，不许他们谈论政治，唯独对学生何兹全（好友何思源的堂弟）例外。一次，何兹全和他说起党派和主义时，说自己1926年便加入了国民党，傅斯年说：“我的理想只是民主加社会主义。”
1948年，傅斯年对陶希圣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陶希圣笑着说：“可惜很少人知道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可以结合在一起。”
【炽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为伪满洲国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的谬论。此书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接受此书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的领土。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了“居延汉简”。次年，汉简由北平图书馆收藏。1933年，胡適与傅斯年经过协调，将汉简移至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汉简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国民党对日妥协，与日本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当时，傅斯年与老师胡適的观点发生分歧，胡適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主和，而傅斯年坚决主战。他看见胡適发表的《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给胡適要求退出《独立评论》。后经丁文江劝解，他与胡適进行了一次长谈，了解胡適的真实意图后，二人又和好如初。
1935年，傅斯年和俞大綵的儿子出生，傅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傅仁轨”。傅的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罗家伦极为不解，傅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抗战前夕，傅斯年抨击亲日派，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致抗日；抗战爆发后，他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聊城爱国将领范筑先殉国，傅斯年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并不断撰写评论时局性的文章，鼓舞民族斗志。
傅斯年最初对蒋介石并无好感，他曾撰文评论国民党要人，并不认为蒋是合格的领袖。抗战爆发前，傅屡屡撰文表示对蒋政权对日政策的不满。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提到蒋介石，也只以“蒋”或“generalissimo（委员长）”代替。西安事变后，傅对蒋的好感大增，信札中蒋的称呼也换成了“蒋公”、“介公”或“蒋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曾写下“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诗句。
抗日期间，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写道：“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乐成回忆，在重庆时，傅斯年穷到每餐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还喝稀饭。那时正是对日作战局势艰危时刻，他还须为国事忧愁忙碌。那种穷、愁、忙的生活环境，使他的黑发突然变成全白，并患上高血压。他对友人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