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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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厚】

金岳霖平易近人，学生都喜欢亲近他，来自朝鲜的学生方淳谟常和金岳霖来往。方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将8000多册西文书籍捐赠给了北大哲学系，作为他怀念清华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怀念金先生的纪念品。

方淳谟告诉周辅成，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路费，为金岳霖所赠。乔冠华逝世前，告诉来医院探望他的周辅成，他非常想念金先生。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到宿舍看望学生，发现有的学生来自南方，衣被单薄不能御寒，金便将自己的棉衣、毛毯送给他们。1981年，清华哲学系的师生聚会时，一位学生说：“金先生三十多年前送给我御寒的那件棉袍，至今还珍藏在身边，见到它就像见到金先生一样。”

1935年，年仅16岁的殷海光从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上知道金岳霖的名字后，给金教授写了一封信，就自己对逻辑的看法向金请教。金岳霖对这位中学生极为赏识，回信告诉他，可以阅读哪些书籍，并将书寄给他阅读。

1936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负担学费。殷便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接到信后，让张东荪为殷安排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得到张的肯定答复后，金复信殷海光，让殷到北平来读书。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却没有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负担殷海光的生活费用，并且每周安排时间与殷见面，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殷海光初到北京，颇为自卑，但金岳霖每和他谈一次话，他心头的压力就减少一分。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疏散在校学生，金岳霖又自掏腰包，拿出50元作为殷海光回家的路费。

在西南联大时，有个叫林国达的学生常在课堂上向金岳霖提一些奇怪的问题。一次，他又提了一个怪问题，请金解释。金想了想说：“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一下被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游泳遇难，上课时，金岳霖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他始终没有笑容。

抗战时期，金岳霖时常接济同人好友。张奚若家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某日早晨，张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忙问张道：“哪来的这么多钱？”张也颇为奇怪，后来想到昨晚，金岳霖曾到家里来聊天，才恍然大悟：“一定是老金办的好事！”

钱端升一家五口都靠钱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金岳霖等几个单身汉知道后慷慨解囊，帮助钱家渡过难关。金岳霖去世后，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忆及金，仍感激不已。

西南联大一些学生的家在沦陷区，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学费，又是金岳霖资助，学生方得以继续求学。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所的不少人都受到过金岳霖的资助，学生们一有困难，就去找他。有些人不好意思直接对金岳霖说，便让他的学生周礼全代为转达。

有一位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冬天连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得知后，将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他。后来荣不慎将长袍的前面烧了个大洞，就用一块旧布打了个方方正正的大补丁，荣心里觉得不安，但金岳霖见到后笑着说：“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着‘补服’学哲学好嘛。”1950年12月，荣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入伍，在清华举行的欢送会上，他依旧穿着这件棉袍，金岳霖高兴地对他说：“听说你给朱总司令写了血书，山东大汉投笔从戎了，我们哲学系也出了个解放军！”

金岳霖的学生梁志学毕业后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后被划为右派。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金岳霖和所领导坐轿车去，梁志学则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梁被人撞倒在地。金在车内看到后，忙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将金岳霖的话告诉了梁志学，梁极为感动，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金岳霖却不以为然，并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面前如此说，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殷切爱护。

50年代，沈从文生活窘迫，情绪低落。金岳霖每次去沈家拜访，都会使沈全家沸腾。金总要带些食物，与沈从文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一位山区农村青年鼻子天生有缺陷，金岳霖为其支付住院整容的费用，为他整好了鼻子，这位青年后来顺利娶妻。他还曾为一位三轮车工人的母亲支付医药费。他们一到梨子丰收的季节，就为金岳霖送来他最喜欢的大梨，表示感谢。

1976年唐山大地震，金岳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便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将仅有的3000元悉数交公。

【逻辑】

金岳霖少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他将这两句话作为前提，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竟是“朋友如粪土”。

徐志摩这样描述好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常请同人和学生座谈。一次，金岳霖被请来座谈，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出的，大家以为金一定会讲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关系甚好。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过，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抗战时期，大家常跑警报，金岳霖的一位研究生依据老师所授理论做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便仔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曾对研究生冯契说：“马克思的著作有种理论的美。”但金岳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苏联的教科书批判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

汝信回忆，50年代，传闻当时某位党的领导人对逻辑讨论发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岳霖的观点，金听到此传闻后，对汝信等人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大家听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金岳霖到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金排课极其严格，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如“中国哲学史”课程便由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任继愈等多名教授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段讲授。一次，某教授要求在哲学系开课，金岳霖一口回绝：“谁讲什么课，就像确定菜单一样，先上哪一道，后上哪一道，早已安排就绪。你现在插进来，不是乱套了吗？”气得该教授大骂金学阀。

1974年，金岳霖告诉学生梁志学，他要写文章批判某种哲学错误，梁以为他要批孔，文章写出来后，梁一看，原来金岳霖是批判“左”派理论家摧残逻辑科学。梁怕金惹祸，委婉地告诉他国外对这个话题早有争论，之前《哲学译丛》曾登过两篇文章，并让他看看。两周后，金岳霖对梁说：“那两篇文章我看过了，看来现在还不是允许我讲出自己看法的时候。”

金岳霖回忆胡適时这样评价道：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哇！”

【治学】

赴美国留学之前，金岳霖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因实在缺乏兴趣，便改学政治学。他写信给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在欧洲游学时，金岳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散步，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掺和进去，和他们争论起来。这次争论过后，金岳霖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的著作时，金岳霖第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他对逻辑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学体系，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回国后的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早年在清华任教时，每星期到校上课三天，他必须一早就从城里赶到清华园，这样一来，上午的时间便耽搁在路途中。所以他每周只有四个上午可以用于治学，他极为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规定在此期间不会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习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