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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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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厚】

金岳霖平易近人,学生都喜欢亲近他,来自朝鲜的学生方淳谟常和金岳霖来往。方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将8000多册西文书籍捐赠给了北大哲学系,作为他怀念清华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怀念金先生的纪念品。

方淳谟告诉周辅成,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路费,为金岳霖所赠。乔冠华逝世前,告诉来医院探望他的周辅成,他非常想念金先生。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到宿舍看望学生,发现有的学生来自南方,衣被单薄不能御寒,金便将自己的棉衣、毛毯送给他们。1981年,清华哲学系的师生聚会时,一位学生说:“金先生三十多年前送给我御寒的那件棉袍,至今还珍藏在身边,见到它就像见到金先生一样。”

1935年,年仅16岁的殷海光从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上知道金岳霖的名字后,给金教授写了一封信,就自己对逻辑的看法向金请教。金岳霖对这位中学生极为赏识,回信告诉他,可以阅读哪些书籍,并将书寄给他阅读。

1936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负担学费。殷便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接到信后,让张东荪为殷安排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得到张的肯定答复后,金复信殷海光,让殷到北平来读书。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却没有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负担殷海光的生活费用,并且每周安排时间与殷见面,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殷海光初到北京,颇为自卑,但金岳霖每和他谈一次话,他心头的压力就减少一分。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疏散在校学生,金岳霖又自掏腰包,拿出50元作为殷海光回家的路费。

在西南联大时,有个叫林国达的学生常在课堂上向金岳霖提一些奇怪的问题。一次,他又提了一个怪问题,请金解释。金想了想说:“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一下被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游泳遇难,上课时,金岳霖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他始终没有笑容。

抗战时期,金岳霖时常接济同人好友。张奚若家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某日早晨,张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忙问张道:“哪来的这么多钱?”张也颇为奇怪,后来想到昨晚,金岳霖曾到家里来聊天,才恍然大悟:“一定是老金办的好事!”

钱端升一家五口都靠钱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金岳霖等几个单身汉知道后慷慨解囊,帮助钱家渡过难关。金岳霖去世后,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忆及金,仍感激不已。

西南联大一些学生的家在沦陷区,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学费,又是金岳霖资助,学生方得以继续求学。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所的不少人都受到过金岳霖的资助,学生们一有困难,就去找他。有些人不好意思直接对金岳霖说,便让他的学生周礼全代为转达。

有一位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冬天连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得知后,将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他。后来荣不慎将长袍的前面烧了个大洞,就用一块旧布打了个方方正正的大补丁,荣心里觉得不安,但金岳霖见到后笑着说:“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着‘补服’学哲学好嘛。”1950年12月,荣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入伍,在清华举行的欢送会上,他依旧穿着这件棉袍,金岳霖高兴地对他说:“听说你给朱总司令写了血书,山东大汉投笔从戎了,我们哲学系也出了个解放军!”

金岳霖的学生梁志学毕业后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后被划为右派。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金岳霖和所领导坐轿车去,梁志学则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梁被人撞倒在地。金在车内看到后,忙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将金岳霖的话告诉了梁志学,梁极为感动,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金岳霖却不以为然,并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面前如此说,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殷切爱护。

50年代,沈从文生活窘迫,情绪低落。金岳霖每次去沈家拜访,都会使沈全家沸腾。金总要带些食物,与沈从文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一位山区农村青年鼻子天生有缺陷,金岳霖为其支付住院整容的费用,为他整好了鼻子,这位青年后来顺利娶妻。他还曾为一位三轮车工人的母亲支付医药费。他们一到梨子丰收的季节,就为金岳霖送来他最喜欢的大梨,表示感谢。

1976年唐山大地震,金岳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便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将仅有的3000元悉数交公。

【逻辑】

金岳霖少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他将这两句话作为前提,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竟是“朋友如粪土”。

徐志摩这样描述好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常请同人和学生座谈。一次,金岳霖被请来座谈,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出的,大家以为金一定会讲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关系甚好。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过,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抗战时期,大家常跑警报,金岳霖的一位研究生依据老师所授理论做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便仔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曾对研究生冯契说:“马克思的著作有种理论的美。”但金岳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苏联的教科书批判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

汝信回忆,50年代,传闻当时某位党的领导人对逻辑讨论发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岳霖的观点,金听到此传闻后,对汝信等人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大家听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金岳霖到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金排课极其严格,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如“中国哲学史”课程便由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任继愈等多名教授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段讲授。一次,某教授要求在哲学系开课,金岳霖一口回绝:“谁讲什么课,就像确定菜单一样,先上哪一道,后上哪一道,早已安排就绪。你现在插进来,不是乱套了吗?”气得该教授大骂金学阀。

1974年,金岳霖告诉学生梁志学,他要写文章批判某种哲学错误,梁以为他要批孔,文章写出来后,梁一看,原来金岳霖是批判“左”派理论家摧残逻辑科学。梁怕金惹祸,委婉地告诉他国外对这个话题早有争论,之前《哲学译丛》曾登过两篇文章,并让他看看。两周后,金岳霖对梁说:“那两篇文章我看过了,看来现在还不是允许我讲出自己看法的时候。”

金岳霖回忆胡適时这样评价道: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哇!”

【治学】

赴美国留学之前,金岳霖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因实在缺乏兴趣,便改学政治学。他写信给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在欧洲游学时,金岳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散步,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掺和进去,和他们争论起来。这次争论过后,金岳霖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的著作时,金岳霖第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他对逻辑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学体系,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回国后的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早年在清华任教时,每星期到校上课三天,他必须一早就从城里赶到清华园,这样一来,上午的时间便耽搁在路途中。所以他每周只有四个上午可以用于治学,他极为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规定在此期间不会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习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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