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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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每次去学校上课，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的，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在会上谦虚态度地说：“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黄伯易回忆：“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
东南大学当时著名学者云集，有杜威、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学生们便就这些学者的论断去向梁启超和杨杏佛请教，杨有问必答，梁则三缄其口，学生们就此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应采杨的态度，有人则欣赏梁。梁启超知道后，对学生们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例如我主张真理是可知的，在我的班上已经说过了。是否正确？我们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攻错。”
梁启超在南京曾作过题为《为学的兴趣》的演讲，演讲时，听众挤满了会场。他在讲词的结构上，直接采用了古文《七启》、《七发》的谋篇布局——从批判一切生活烦琐，最后表达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如，梁说：“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睹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梁启超看了东南大学演的《碎簪记》后，非常不赞成，他对黄伯易说：“提倡这类悲剧，只给青年们带来损害。你可建议侯曜，苏曼殊从梵文翻译印度抗英义民的笔记不少，如果综合成一部历史剧当更有意义。”
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中讲，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练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情育和意育属于德性的学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启超讥讽现代教育是“贩卖智识”的“杂货店”。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师徒】
梁启超17岁中举，为主考官所赏识，将其妹许配给梁，可谓少年得志。梁启超此时对训诂词章之学有所研究，心中沾沾自喜。18岁时，他遇到康有为，与康长谈8个时辰，感觉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乃至夜不能寐。于是他尽弃原来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康有为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也到该学堂学习，他说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梁启超的弟子周传儒则认为梁在学问上并没有追随康，他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梁重墨学，不讲六经，说明梁与康有为名义上是师生，而在学术上没有追随康氏。康有为讲今文经学，重《公羊传》；梁喜《左传》，平时不大讲三世说，也不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此可见，梁任公与康有为思想有差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笔，写文章为康的主张摇旗呐喊。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但由于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流亡到日本。在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而梁启超在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反省后，随着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先的保守转变为激进，与从前“若出两人”。
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龃龉日多，梁对康的保皇保教思想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与孙中山等人交往后，梁启超受其影响，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拟《上南海先生书》，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劝康有为隐退，书中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此书呈康后，各地康门弟子哗然，称上书的十三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康有为见书大怒，对梁严词批评，并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虽不情愿，但他一向视康为帝天，不敢有违，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
梁启超与孙中山准备联合组党时，当时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顾虑康有为，问孙道：“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启超才欣然同意。
清政府倒台前，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的未来走向，故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康有为曾问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周善培的老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启超不服从他，便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随着革命的发展，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的学说，师徒关系严重恶化。
康有为性情偏执，脾气暴躁，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后，康有为一会儿要求梁给钱，一会儿又让梁为他推荐的人安排职位，梁稍微做的不如其意，他就大动肝火。梁启超只好跪下向他赔罪，但康有为却毫不理会。
康有为支持复辟，而梁启超反对复辟，认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复辟不可能成功。梁启超说：“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康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立即发表《辟复辟论》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康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1917年，康有为再次逆历史潮流而动，支持张勋，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讨伐张勋。他不仅代段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康、梁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梁启超反对张勋复辟前，周善培规劝梁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周善培反复劝说良久，但梁启超却执意讨伐张勋。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鸱枭”、“獍”为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
康、梁公开交恶后，通过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不能亲至，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梁所撰的寿联曰：“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在联中，梁启超投康有为所好，将康有为比做孔子。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这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梁启超闻讯之后很是悲伤，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并在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弟子晚辈徐志摩、张君劢、胡适等人行磕头礼，梁也如礼答之。梁启超平时喜打麻将，但康有为去世后一个月他没有再打牌。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悼文中，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梁启超挽康有为：“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西狩获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世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惰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梁在下联中引用此典，将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诤友】
梁启超和周善培相识于1989年10月初，当时研甫督学约定在武昌会合，梁、周都乘坐买招商局的官舱由上海到武昌。当时梁已经名满天下，而周善培自认是个无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谈。过了九江，梁启超主动来找周谈天，周不愿与他多谈。此后，直到周的《力书》出来之后，梁写了一封信给周，表示愿意订交之意，二人开始交往。
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调查，与梁启超在东京见面。见面欷殻Ц锌季靡院螅芫吞岢隽浩舫热硕哉溆Ω涸鹑蔚囊饧撼峡业厣钭砸獭Ｍ敝苌婆嗑吞岢龆硕┙坏奶跫舜硕喙婀俳鄙疲浩舫奔幢硎窘邮埽院笸慈辏浩舫闶侵苌婆嗥缴钅苁苤毖缘呐笥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