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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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性情】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首诗陈寅恪曾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骅派人将陈寅恪一家从香港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当时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超过此数。
此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来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汪籛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但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汪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一开始两人就谈“崩”了，汪负气住到了招待所。据传汪是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这才引起了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筼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他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据传，当时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1955年，广东文化厅厅长杜国庠向陈寅恪先生表达了全国政协拟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意愿。陈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于是杜只好搬出周恩来来说服陈先生。陈先生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理解老一辈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陈先生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使陈先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于是杜国庠就恳切地向陈先生说：“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周恩来先生。”并且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的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开会。当然，愿意去开，也一定会照顾好陈先生的。”话说到这儿，陈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筼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的“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他想以此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他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急先锋的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运动过后，金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再三劝说才见了。
康生曾探访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虚怀】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西南联大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陈寅恪）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清洁】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此时鲁迅也在该学院就读。但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据陈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后来，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辏а悠福Ｈ魏辖簧媸故鸾簧婀沙ひ恢埃蹦炅羧胀Я植巫芪窨瞥ぁ４硕尉乱『苌傧蛲馊怂灯穑级峒埃彩浅鲇谧芙峋榻萄导敖萄枰�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
